“三角地”专项政策体系的初步构想，在东华化工项目引发的协同讨论尚在进行时，便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方案文本。周明光副指挥长在仔细审阅并稍作修改后，决定不再局限于指挥部内部讨论，而是以此为契机，启动更高层面的沟通与争取工作。
一份以示范区指挥部名义起草的《关于恳请支持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在重点区块开发政策上先行先试的请示》，附上详细的“三角地”政策设计方案，被正式报送至市委、市政府，并抄送省发改委、自然资源厅等相关部门。
这份请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其提出的“争议土地托管开发”、“整体授权分片实施”等创新机制，触及了现行土地管理、国资监管、投融资体制中的一些敏感地带，立刻引发了相关部门的激烈讨论和谨慎审视。
市里层面的反应最先反馈回来。市委政策研究室组织了专题研讨，总体上持支持态度，认为符合改革方向，但提醒要注意风险防控。市政府常务会议在讨论时，则出现了明显分歧。有领导赞赏指挥部的创新勇气，认为不解开这些束缚就谈不上真正的“示范区”；也有领导表示担忧，认为步子迈得太大，政策突破缺乏上位法依据，担心引发连锁反应或留下后遗症。最终，会议决定将请示原文转报省委、省政府，请省里定夺。
省里的态度更为审慎。省发改委组织了相关处室进行初步研究，反馈意见认为“思路具有前瞻性，体现了问题导向”，但“涉及面广，政策敏感度高”，建议“选择部分风险可控的条款进行小范围试点”，并要求“进一步细化操作规程和监管措施”。
这些反馈通过不同渠道，陆续汇集到指挥部。周明光召集江辰、罗成等核心人员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形势分析会。
“现在的局面在意料之中。”周明光面色平静，看不出太多情绪，“任何一项真正的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省里没有直接否定，而是要求‘试点’和‘细化’，这说明大门是开着的，但需要我们拿出更扎实的东西去推开它。”
他看向江辰：“政策方案是你们牵头做的，对里面的关节最清楚。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把省里和市里提出的每一个疑问、每一条顾虑，都当成必答题，逐一研究，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风险防控这一块，要单独做一个厚厚的册子，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预案都想在前面。”
“是，周市长。我们立刻组织力量，对方案进行再深化、再完善。”江辰领受了任务。他知道，这意味着一轮更加艰苦细致的案头工作和沟通协调。
就在指挥部上下为政策突破而努力时，一股潜流也开始悄然涌动。
一天晚上，江辰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省城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语气热情地表示对示范区建设，特别是“三角地”的开发非常感兴趣，希望能约江辰“坐一坐，交个朋友，了解些情况”。
江辰以工作繁忙、有纪律要求为由，客气但坚定地拒绝了。
类似这样的试探性接触，在随后几天里，罗成和其他几位指挥部核心成员也或多或少地遇到。有的来自投资机构，有的来自大型开发商，甚至还有一些背景模糊的“中间人”。他们打听的重点，都集中在“三角地”未来的开发模式、合作方选择标准以及政策可能的突破点上。
这些现象表明，指挥部的政策动向，已经引起了市场各方，包括一些嗅觉灵敏的资本力量的密切关注。巨大的利益预期面前，各种力量开始粉墨登场，试图提前布局，影响决策。
更让江辰警觉的是，他在一次与市自然资源局一位老同学的私下交流中，偶然听到一个消息：有人在非正式场合，对指挥部提出的“争议土地托管开发”机制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影射指挥部某些人员“动机不纯”。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江辰敏锐地感觉到，这阵阴风的源头，恐怕与“三角地”可能触及的某些既有利益格局有关。或许是那些低效资产的现有占据者，或许是担心新模式会打破其垄断地位的潜在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来自体系内部对改革抱有抵触情绪的人。
他将这个情况向周明光做了汇报。
周明光听完，冷哼一声：“动作倒是不慢。我们这边刚把想法端出来，那边就开始造舆论了。这说明我们摸准了穴位，触到了某些人的神经。”
他叮嘱江辰：“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我们也要更加谨慎，每一项工作都要严格按程序来，留下完整记录。政策研究要更扎实，论证要更充分，堵住所有可能被攻击的漏洞。同时，你们综合协调组要开始着手制定示范区内部的廉洁自律规范和与市场主体交往的负面清单，把规矩立在前面。”
“明白。”江辰深感赞同。越是在改革攻坚期，越需要守住底线，防范风险。
风起于青萍之末。江辰意识到，随着示范区建设的深入，尤其是当“三角地”这类核心难点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后，他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复杂的工作难题，还有来自各方利益的博弈、旧有惯性的阻碍，甚至可能是不明方向的暗箭。
他再次审视那份正在深化的政策方案，感觉手中的笔重若千钧。这已不仅仅是一份文件，更是一场改革与守成、创新与风险之间的较量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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