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上挤满了人，空气里混杂着汗水、香烟和离别的气味。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钢铁长龙，匍匐在轨道上，每一次沉重的呼吸都喷吐出白色的蒸汽。
父亲用力握着我的手，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粗糙得像山间的树皮。他嘴唇嗫嚅了几下，最终只吐出几个字：“到了……就写信。”母亲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把两个还温热的煮鸡蛋硬塞进我的背包深处。
“爸，妈，回吧。”我喉咙发紧，声音有些沙哑。
“看着车开了我们再走。”父亲固执地摇摇头，目光在我脸上逡巡，仿佛要将儿子的模样刻进心里。
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穿透了嘈杂：“林致远！”
我循声望去，竟是沈清薇。她穿着一件素雅的连衣裙，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和一本书，显然是匆匆赶来的。
“清薇？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
“给你送行啊。”她微微喘着气，把网兜递给我，“路上看。”那是路遥的《人生》。
“谢谢。”我接过书，触手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我们之间隔着一步的距离，目光交汇，有许多话，却不知从何说起。站台的广播再次响起，催促着送行的人下车。
“照顾好自己。”她轻声说，眼神里有担忧，有关切，还有一种我那时还无法完全读懂的情绪。
“你也是。”我郑重地点点头。
她最后看了我一眼，转身汇入人流。那抹素雅的身影，像夏日里的一缕清风，吹散了离愁别绪，留下淡淡的、悠长的怅惘。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一个帆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那份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青峰乡调研报告手稿——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硬座车厢里气味更浓，充斥着泡面、汗液和脚臭。我对面坐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农村妇女，孩子哭闹不休；旁边是一位穿着中山装、闭目养神的老干部。
火车猛地一颤，终于缓缓开动了。我扑到窗边，用力向外挥手。父母的身影在视野里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站台的尽头。父亲始终挺直着腰板，母亲还在不停地挥手。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城市在车窗外飞速倒退，高楼、厂房、烟囱……渐渐被农田、村庄和远山取代。我知道，我正驶向一个未知的、但必须由我自己去闯荡的未来。
“小伙子，第一次出远门？”对面那位老干部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和气地问道。他大约五十多岁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虽然旧，但洗得干干净净。
“嗯，去省城工作。”我收敛心神，礼貌地回答。
“好啊，年轻人，前途无量。”他笑了笑，目光落在我随手放在小桌板上的《人生》，“喜欢路遥？”
“嗯，写得很真实。”
“是啊，人生，关键就那么几步。”他颇有感慨，“走对了，海阔天空；走错了，荆棘密布。”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的提醒。
我们随意聊了起来。他自称姓顾，在省文化部门工作，这次是出差回来。他谈吐不俗，对文学、历史乃至当下的经济政策都有独到的见解，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科员。但他言辞谨慎，对自己的具体职务讳莫如深。
“小同志在哪里高就？”他状似随意地问起。
“省政府政策研究室。”我答道。
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随即点点头：“政策研究室……嗯，是个能静下心来学习的地方。张明德主任还好吧？”
我一愣，这位顾同志竟然认识我们主任？“我……我还没报到，不认识张主任。”
“哦，对，对，你看我。”他拍了拍额头，笑了起来，“老了，记性不行了。政策研究室好啊，磨炼笔头，沉淀思想。不过，也要耐得住寂寞。”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耐得住寂寞？这话里似乎有话。
夜幕降临，车厢里灯火昏黄。哭闹的孩子终于睡了，发出均匀的鼾声。旁边的民工兄弟靠在椅背上打盹，发出轻微的鼾声。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单调而执着，像是命运的鼓点。
我毫无睡意，望着窗外漆黑的旷野，偶尔闪过的零星灯火，像散落在天鹅绒上的碎钻。离省城越近，我的心跳得越快。那扇即将向我打开的省政府大门后面，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那位素未谋面的张明德主任，会是怎样一位领导？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真的只是“磨笔头”吗？顾同志那句“耐得住寂寞”，又藏着怎样的玄机？
未知带来恐惧，也带来兴奋。
我摩挲着那本《人生》光滑的封面，想起了高加林，想起了自己的青峰乡报告，想起了赵瑞龙志得意满的脸和陈默沉稳的目光。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无论前方是坦途还是荆棘，我都要走下去。
火车撕破夜幕，坚定地向着南方，向着那个决定我未来几十年命运的权力中心，疾驰而去。
远方，灯火渐浓。
省城，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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