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让我们将时光机驶向汉文帝时期！
去聚焦一位在中国法律史上留下不朽印记的“法官”——
帝王的“法律顾问”：廷尉张释之。
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帝王面前扞卫了法律的尊严，践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古老理想。
（历史法庭温馨提示：本文将以“古代司法独立的先驱”视角，解读张释之。
史实为骨，风骨为魂，旨在呈现一场关于权力与法律、人治与法治的精彩博弈。）
在“人治”色彩浓厚的古代社会，一位法官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案件的复杂，而是来自权力顶端的干预。
然而，在汉文帝时代，有这样一位廷尉（最高司法官），他多次在汉文帝刘恒面前，坚持依法判决，甚至不惜违逆圣意。
他用行动宣告：法律，是天子与天下百姓都应共同遵守的规则。
这位堪称“古代司法独立精神典范”的硬骨头的法官，就是张释之。
张释之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
他早年靠兄长捐资得选为骑郎（侍卫官），侍奉汉文帝。
但十年未得升迁，心灰意冷欲辞官归乡。
时任中郎将的袁盎知其贤能，向文帝举荐，他才被提拔为谒者（掌传达）。
此后，他因在朝堂上对答如流，分析问题深刻，逐渐被文帝赏识，累迁至公车令（掌管宫门事宜）。
在公车令任上，一件小事已显露其刚正不阿的品格：
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与梁王共乘一车入宫，到了司马门却不下车（按礼制，百官到此都应下车）。
张释之立刻追上去，制止他们，并弹劾其“不敬”之罪。
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得知后，文帝才免冠向母亲谢罪说：“是我教子无方。”
薄太后于是下诏赦免太子和梁王，张释之这才放行。
文帝由此奇其才，提拔他为中大夫，直至廷尉（最高司法官）。
张释之任廷尉期间，留下了几个载入史册的经典案例，完美诠释了他的司法理念。
案例一：惊驾案——法律不分身份
汉文帝出行，行经中渭桥时，突然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吓了文帝的御马。
卫士将其抓获，文帝交给张释之治罪。
张释之审讯后奏报：“此人是个平民，听到清道戒严，躲到桥下。过了很久，以为车驾已过，才出来，看见车驾就跑，按律应判‘犯跸’（冲撞仪仗），处以罚金。”
文帝大怒：“这个人惊吓到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温和，要是别的马，岂不伤到我？你却只判罚金？”
张释之从容答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
现在法律如此规定，若擅自加重处罚，则法律不能取信于民。
况且，当时陛下若立刻杀了他，也就罢了。
既已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准绳，一旦倾斜，天下执法者都会随意轻重，百姓将手足无措。
请陛下明察。”
文帝沉思良久，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案例二：盗玉环案——法律只论行为，不论情感
有人偷了高祖庙座前玉环，被抓获。文帝大怒，交给廷尉治罪。
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律，判处弃市（死刑于市）。
文帝大怒：“此人无法无天，竟敢盗先帝庙器！我交给你，是想让你判他灭族，你却按常规法律判决，这不符合我敬奉宗庙的本意！”
张释之免冠叩首说：“依法这样判已到极限了。
况且，罪名相同，也要根据情节轻重区别。
如今盗宗庙器物就灭族，假如有愚民偷挖长陵一捧土（隐指盗墓），陛下又该用什么更重的刑法来惩罚呢？”
文帝与薄太后商议后，最终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张释之的司法实践，集中体现了几个核心价值：
1. 法律的普遍性（平等性）：“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这是他最着名的论断。
意思是法律一旦制定，就对所有人（包括皇帝）都具有约束力，执法不应因身份而异。
2. 法律的稳定性（公信力）：他强调法律必须保持稳定，不能随意解释或加重处罚，否则“是法不信于民也”。
3. 司法的独立性：作为廷尉，他坚持“廷尉，天下之平也”，认为最高司法机关是维护天下公平的基石，不应成为皇帝个人意志的执行工具。
4. 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他严格依据既有的法律条文定罪量刑，反对法外施刑，并认为刑罚的轻重应与罪行本身相匹配。
张释之的所为，在当时得到了汉文帝的尊重。
文帝虽有时不悦，但最终都能采纳他的意见，这体现了文帝的明君气度，也与汉初“无为而治”、“约法省刑”的总体氛围有关。
? 司马迁在《史记》 中将其与冯唐合传，极力赞扬，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
? 班固在《汉书》 中赞其“近于知法之所禁矣”。
他成为后世“清官”、“循吏”的典范，是中国古代司法史上追求公平正义的一座不朽丰碑。
张释之的故事，之所以历经两千年仍熠熠生辉，在于他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法律能否拥有独立的尊严？
他用他的勇气、智慧和坚守，在那个时代给出了一个近乎理想的答案。
他虽无力改变“人治”的本质，但他以个人的风骨，在权力的磐石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法治印记。
这道光，穿越时空，依然照亮着我们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张释之，一位真正的法律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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