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阿非搬进了蛇口六湾一间12平方米的棚屋。海水带着柴油味，拍打堤岸。41岁的他，方脸盘上刻着风霜，宽额头下是两道浓重的眉毛，眼窝深陷，颧骨在消瘦中更显突出。厚实的嘴唇常紧抿着，透着一股子倔强。*他仍穿着那身褪色的海军蓝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门口用粉笔写着“宁要微光，不要昏睡”。屋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日光灯，嗡嗡作响，像只疲倦的蜜蜂。贵州山沟里的父母年事已高，六个弟弟妹妹各有各的生活，妻儿也远在成都。此刻，天地之大，仿佛只剩下这方寸之地与他作伴。
几个月前，阿非每天清晨骑着一辆28寸凤凰牌“大水管”单车，穿过尘土飞扬的港湾大道，去电子公司上班。他中等身材，肩膀宽厚，是多年部队生涯和体力劳动打下的底子。他是管技术的副经理，却坚持在车间里和工人一起搬箱子，粗糙的大手和工人们并无二致。午休时，他蹲在铁皮屋顶的阴影里，用铝饭盒吃两毛钱一份的炒米粉，边吃边把《系统工程学》摊在膝盖上做笔记，眉宇间锁着专注
夜里十点，蛇口的海风钻进棚屋，带着咸湿。阿非在煤油炉上煮面，顺手把旧报纸撕成条，塞进炉膛。跳动的火光映着他沟壑渐深的脸庞，像一块烧红的、沉默的铁板。*他想起在化工厂实习时，师傅说：“技术要落地，得像盐一样化在水里。”那时他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扉页，如今本子已经卷了角。
6月的一个傍晚，台风“荷贝”擦过珠江口，阿非在码头仓库点货。一位福建口音的商人递给他一支“三五”烟，说有一笔200万的Ic芯片大单，利润30%，只收5%订金。阿非掐指一算，相当于全厂工人两年的工资。他看见对方西装口袋里露出一叠外汇券，像一沓发光的门票。他紧锁的眉头下，眼神锐利又带着对转机的渴望。
三天后，货船在**蛇口港**掉头消失，仓库里留下200万欠条和一堆贴着假标签的塑料壳。阿非站在空荡的货柜前，高大的身躯仿佛矮了一截，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漏水的龙头，滴答滴答。集团领导拍桌子：“这是国有资产流失！”他被停职，工资停发，档案里塞进一张“重大责任”的红头文件——实质是丢了工作。
妻子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最后说：“我们分开吧，孩子归我。”阿非放下听筒，深陷的眼窝里一片空茫， 听见远处吊塔“咣当”一声，像给这句话打了个句号。他摸出口袋里仅剩的27块6毛钱，数了三遍，忽然想起父亲在贵州山沟说过的话：“人要是摔进沟里，别急着哭，先看看有没有能垫脚的石头。”远在故乡的父母弟妹，此刻也无法分担这灭顶的压力。
（台风夜，棚屋新住所）
台风“荷贝”余威未散，狂风裹挟着暴雨。阿非回到六湾的棚屋，屋顶的沥青纸被撕开一个口子，雨水砸在行军床上。他把唯一的皮箱顶在头上，箱子里装着三件旧军装、一本《资本论》和半包“大前门”。隔壁的四川木匠敲门，递给他一碗姜汤：“阿非哥，喝完再说。”木匠的手掌布满老茧，像一张砂纸。**阿非接过碗，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车间油泥的痕迹。
9月，1985年的夏天尚未完全退去，蛇口工业区贴出布告：允许科技人员离职办民营科技企业。阿非在昏黄的灯下写辞职信（实质是确认离开的决定），**紧抿的嘴唇绷成一条直线。** 钢笔漏水，把“非”字最后一捺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像一道不甘的墨痕。他把信折成方块，塞进工装口袋，又取出，在背面加了一句：“若失败，便葬于蛇口的风里。”他知道，这是一条真正的背水之路，身后没有退路，身旁也再无依靠的家小。
月底，阿非用最后的几十元买了张去深圳的船票。船离岸时，他站在甲板上，**海风吹乱了他夹杂着灰白的短发， 看见蛇口港的灯像一串被海水泡过的星星。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包“大前门”，点燃最后一支，烟雾被海风撕碎。他想起20年前在部队修雷达，班长说：“信号再弱，只要天线还在，就能抓住。”此去深圳，他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夜色中，船头破浪，发出“哗——哗——”的声响，像一声又一声的提醒。阿非把烟头摁灭在船舷，低沉而沙哑的嗓音在风里几乎听不见：我41岁，被开除、离婚、负债200万。父母在黔，弟妹星散，妻儿远别。没技术、没资金、没人脉。但我还有一张嘴，可以问路；还有一双手，可以开路。”
海风掠过，把他的话卷进黑暗，像把一颗种子埋进蛇口灼热的风里。前方，是深圳，一个只属于他自己和未知未来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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