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之行总结会后，林鸿彬心里像堵了块浸了水的棉絮，沉得慌，再没了往领导身边凑的心思。
月初的例行工作汇报，言简意赅地说完重点，便急匆匆地往海山岛赶。
空间里的海水需要补充，这事儿耽误不得，要是海水过淡了，一部分鱼会死的。
至于育种中心各项目组的工作，他倒没太多操心的必要。
至于各育种项目组的工作，林鸿彬基本不操心，这些技术员、或者说他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人，骨子里都带着一股近乎执拗的使命感，干起活来拼命得很，只要中心把后勤保障做到位，各项试验自然能稳步推进。
也正因如此，即便林鸿彬偶尔出趟长差，青云山的育种中心也总能稳稳当当，从没出过乱子。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到了5月，蒲阳地区地革委突然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负责解决历史老案里的冤假错案：
清退过去查抄的财物，安置那些受了错误处分的人员，还要帮他们的配偶、子女办理城镇落户手续。
可谁也没想到，这政策刚一落地，落实政策办公室就给育种中心抛来了个大难题--一下要塞进来 30 个人。
林鸿彬一听这消息，气得直接给落实政策办公室打了电话，拍了桌子，声音都拔高了几分：“陈主任，你们这是把我们育种中心当什么了？收容所吗？我们这巴掌大的地方，哪能一下子养这么干部。”
电话那头的陈主任语气满是无奈，像是早料到他会发火，耐着性子劝道：
“林书记，您先消消气。不只是你们单位，好多单位都这样，没办法啊！这些平反的同志，还有他们的家属，总得有个地方安排工作，总不能让他们没着落吧？”
“安排工作我理解，可也不能一股脑全往我们单位塞啊！30个干部，这可不是小数目！我们全单位的干部加起来不到10个。”林鸿彬的火气没降下来，边说边把桌子拍的砰砰响。
“这也不能怪我们，” 陈主任叹了口气，“谁让你们育种中心现在这么受欢迎呢？好多平反的同志或者他们的家属，都指定要去你们单位，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哭着喊着想去的。”
林鸿彬一听这话，更不相信了：“城里那么多单位，国营工厂、机关科室，哪个不比我们这山沟沟里强？他们偏偏选我们这么个偏僻地方？我不信这里面没别的门道！”
“林书记，您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陈主任的声音里带着点调侃，“还不是因为你们单位待遇好！别人都羡慕着呢！”
“我们单位有啥好的？值得这么多人惦记？” 林鸿彬皱着眉，心里满是疑惑。
“你们山上清净啊，至少没有城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乱斗，还有--”陈主任顿了顿，语气里带着点羡慕，“你们吃肉不用钱！”
这句话像块石头，一下把林鸿彬噎得说不出话来。
青云山清净是真的，除了之前邱美凤针对林鸿彬个人搞点小动作外，就没让人掺和过外面的派性斗争。
可吃肉不用钱这事儿，是青云山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
除了饭要按标准算，其他物资基本免费，家属也能跟着沾光。这么多年，他一直没声张，但保密肯定是保不住的，没想，现在有人想钻这个空子。
“改！tN的马上就改规矩！” 林鸿彬咬着牙，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发泄完情绪，他很快冷静下来，语气坚定地对陈主任说：
“还有，不能光给我们送人就完事了。今年上大学的名额，你们得拿一些来换。
把我们单位里想上大学的年轻人安排走，空出岗位，才能给新同志腾地方。
不给名额，我绝不签字收人。你现在就给教育组打电话，我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才会接下这 30 个人。”
陈主任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大概是在权衡利弊，最终妥协道：“行行行，我给你争取三个名额，总行了吧？这已经是我权限范围内能拿到的最多名额了，再多我也没办法了。”
“三个太少了！” 林鸿彬想都没想就反驳，“30 个人换 3 个名额，30 比 3，这也太亏了！我们接收这么多人，付出的成本多大，三个名额根本不够！”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陈主任的语气也有些急了，声音拔高了几分，“其他单位想要名额都没地方要呢，也就你敢跟我讨价还价！”
“其他单位你也没一下子塞 30 个人啊！”
林鸿彬寸步不让，语气里满是理直气壮，“他们接收三五个人，自然不需要多少名额；我们接 30 个，不给足够的名额，怎么腾岗位？怎么安排现有的年轻人？”
“我就这么大权限，你要更多名额，自己找领导去说！” 陈主任说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像是不想再跟他纠缠。
林鸿彬也不含糊，直接说道：“安排30人过来，背后就是30个家庭，还得给他们盖房子、解决家属住宿，你们这就是尽找老实人嚯嚯！行，我这就找领导去！”
挂了电话，林鸿彬又把电话摇到肖文钰书记那里，软话讲了一大堆，最后总算又多要到了两个名额。
今年不知道教育组会给育种中心多少个上大学的名额，要是和去年一样的数量的话，那今年倒是够了。
吃完晚饭，林鸿彬就把在青云山的党委委员召集一起泡茶，算是召开一个不正规的党委会，把 30 名新人员的住宿问题摆上了桌面。
“现在最紧急的就是建房。”
他端着茶杯，喝了一口热茶，“砖头肯定来不及等了，只能先建土木房。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从上到下都没准备，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改善。”
“那是还建集体宿舍，还是换成楼房啊？”郭子好忍不住问道。
“不建集体宿舍了。”林鸿彬放下茶杯，语气很肯定，“要建小三房的套房，三间房加一个小客厅，先解决家庭的住宿问题。”
建土木房只要人手足够多，房子就建的快，现在不算农忙，林鸿彬一发出招工通知，几个生产队立刻安排了数百人过来。
林鸿彬又赶紧给闽北的一个林场打电话，定了一批计划外木材，直接送到古邑木材加工厂，让他们加工成盖房用的木板。
过了几天，落实政策办公室把 30 名安置人员的详细名单送了过来。
林鸿彬拿着名单仔细翻看，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
安排来青云山这山沟沟的干部，基本都是出身农村普通家庭的，没有一个是来自城镇的干部。
“这哪里是他们自己选的，分明是没的选啊！” 他放下名单，心里满是感慨。
他太清楚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了，这种差距体现在方方面面，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系统性压迫，让“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成了两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就算你侥幸跨越了鸿沟，成为“非农业户口”中的一员，后面还有无数的制度性排斥和文化偏见等着你，
就拿干部来说，农村籍的干部常常被排除在核心岗位之外，重要职务大多被城镇干部垄断，有些单位甚至明文规定“农字头”不得担任领导职务，这就像一道“玻璃天花板”，看得见机会，却永远够不着。
就算是同级别干部，农村籍贯的也往往被分配到偏远地区或艰苦岗位，福利待遇比城市干部差一大截。
住房分配时，城市干部总能分到地段好、面积大的房子；子女入学，城市干部的孩子能进最好的学校，农村籍干部的孩子却要托关系、走后门，还不一定能有好结果。
更让人无奈的是，农村籍干部的家属根本没办法随迁进城，只能留在农村，造成了大量夫妻分居的情况。
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一点点加剧了身份的固化，让农村籍干部永远只能在边缘徘徊。
就像林鸿彬这样的，要是林鸿彬是城镇出身，不管林鸿彬愿不愿意，早就强行把他调去革委会重要部门了，而不是现在还在管着一事业单位。
那些有选择的城镇干部，怎么可能愿意来这山沟沟里？就算青云山的肉再香、日子再清净，也比不上城里的“前途”有吸引力。
只有这些没的选的农村籍干部，才会把青云山当成最后的退路。
林鸿彬翻到名单最后，还发现有几位是文艺战线的人--大概也是在城里待不下去了，才无奈选择了青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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