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申饬言官、力挺新政的旨意，如同一声嘹亮的号角，彻底吹散了笼罩在永平上空的疑云与阴霾。消息传来，宋景云精神大振，他知道，扫清最后障碍的时机已经成熟。而钱贵及其死党，在得知最后的指望——京中靠山也未能动摇圣意后，则彻底陷入了恐慌与绝望。
宋景云不再犹豫，他手中早已掌握了钱贵等人大量确凿的罪证——不仅仅是近期消极怠工、散布谣言，更有多年来贪墨公款、勒索百姓、伪造文书、与地方豪强勾结侵占田产等累累恶行。这些证据，部分来自李忱、张澜的明察暗访，部分来自那些被分化、愿意弃暗投明的胥吏的供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在一个清晨，宋景云亲自坐镇，下令衙役倾巢而出，分头行动，将钱贵及其核心党羽共计七人，全部锁拿归案。行动干净利落，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当镣铐加身时，钱贵面如死灰，他知道，自己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宋景云雷厉风行，依据《大靖律》和皇帝授予的临机专断之权，对钱贵等人进行了公开审讯。罪状一一罗列，证据当堂展示，钱贵等人无从抵赖。最终，宋景云宣布判决：主犯钱贵，罪大恶极，判处斩立决，家产抄没；其余六名核心党羽，根据情节轻重，或流放三千里，或革职徒刑。判决结果旋即上报刑部核准，并张榜公告。
此举如同在永平官场投下了一颗震撼弹。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甚至暗中与钱贵有所牵连的胥吏，无不胆战心惊，彻底断了侥幸之心。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巡察使手段狠辣，背后更有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任何对抗都是徒劳的。
清除钱贵势力后，永平县的胥吏队伍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洗牌。一批通过公开考选、背景清白、能力达标的新人被补充进来，与那些愿意遵守新规、通过考核留下来的原有胥吏一起，构成了新的基层办事力量。
宋景云紧接着大力推行《胥吏考成法》和新的俸禄制度。他将胥吏工作量化，明确奖惩标准，俸禄按时足额发放。同时，设立了由李忱暂领的“风宪岗”，专门负责监督胥吏履职，受理百姓投诉。
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县衙办事的效率显着提高。以往需要“打点”才能加快的流程，现在只要符合规定，便能得到及时处理。王老栓再去县衙办理田契变更时，惊讶地发现，接待他的胥吏态度和气，解释清楚，更没有暗示任何“好处费”，他揣在怀里准备“应急”的几个铜板，最终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
“青苗贷”的推广也顺畅了许多。没有了中间盘剥，农户们借贷的积极性更高，新式农具和水利设施在官府的指导和资助下，也开始在更多的田地里应用。虽然效果尚需时日验证，但田埂间农户们的议论声中，少了几分怨气，多了几分对来年收成的期盼。
当然，问题依然存在。新胥吏缺乏经验，难免出错；新旧人员融合也需要时间；一些积年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根除。但无论如何，一股新的气象已经开始在永平县滋生蔓延。
宋景云站在修缮一新的县衙大门前，看着井然有序的街道和往来百姓脸上那依稀可见的松弛神情，心中稍稍松了口气。他知道，胥吏新制在永平的根基，总算初步立住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让这套制度持续、健康地运转下去，如何防止新的弊端产生，将是更长期的挑战。
他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奏章，将永平试点的过程、成效、遇到的问题以及后续巩固的设想，一一禀报皇帝。在奏章的结尾，他写道：“……革弊之举，犹如治病，去其痈疽后，更需固本培元，徐徐图之。永平之试，仅为一隅，然其得失，或可为天下鉴。”
他知道，皇帝的目光，绝不会仅仅停留在永平。这场始于胥吏的改革，或将掀起更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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