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冬，中国大地虽然战火纷飞，但一股看不见的热潮，正从海外向国内汹涌回流。
报纸上不再是清一色的溃败和沦陷，开始出现“安顺场国军挫敌锋”、“晋绥军巧用地雷战”甚至“神秘技术手册助阵”这类消息。
这些零星的好消息，像火柴一样，划亮了海外游子心中积压已久的憋屈和渴望。
码头上，一批批穿着西装或学生装的年轻人，提着皮箱，眼神坚定地走下轮船。他们不再是战战兢兢的避难者，而是工程师、机械师、医生、化学家…他们是回来救国的。
“李工，真想好了？美国通用电气那边待遇那么好…”一个送行的朋友还在挽留。
被称为李工的青年推了推眼镜，看着远处残破的码头和隐约传来的警报声，语气平静：“那边待遇再好，造的东西也不是打鬼子的。家里都在流血了，我还在外边给人拧螺丝，我睡不着。”
像他这样的人太多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机械的李文斌，刚下船就被阎锡山派来的人“抢”走了，直接塞进太原兵工厂，负责改进那老是炸膛的“没良心炮”筒子质量。
美国麻省理工回来的化学博士陈念祖，没去南京报到，反而一头扎进了广西的山沟里——李宗仁白崇禧开出天价薪水，求他解决黑火药不耐潮的问题，好让桂军的土地雷雨天也能响。
更多的医学生，背着简陋的药箱，直接奔赴前线野战医院。国外的外科技术、消毒理念，哪怕能多救活一个伤员，都是值得的。
钱也跟着人回来了。
南洋的华侨富商陈嘉庚，组织了一轮又一轮的募捐，巨额的美元、英镑换成了一船船的药品、纱布、电台零件和珍贵机床，想尽办法绕开日军封锁运进来。
旧金山的老华侨刘伯，卖掉了经营半生的洗衣店和房子，把所有钱换成国内奇缺的百浪多息，托人带回去，只说了一句：“给我最需要的队伍，打鬼子的队伍！”
光是1934年下半年，侨汇和捐赠总额就超过了之前三年的总和。这不是施舍，是亲人往家里寄救命钱。
更有那胆大又有实力的，直接回来办厂。
上海租界里，“南洋兄弟橡胶厂”的牌子挂了起来，老板是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机器设备全是国外运来的，日夜不停生产胶底军鞋，比草鞋耐磨，还不怕泥泞。
武汉，“华新制药厂”开工了，老板是德国回来的药学专家，实验室里试制的磺胺粉虽然纯度不高，但能消炎，前线急需，一生产出来就被各方势力抢购一空。
广州、长沙、重庆…一个个生产手电筒、电池、绷带、压缩干粮、甚至简易防毒面具的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可能设备简陋，产量不高，但生产的每一样东西，都直奔着一个目标：前线。
这股“技术救国”的浪潮，无声却有力。它带来的不只是几杆新枪、几盒药，更是一种信念：中国还没输，还有人在努力，还有希望。
这些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技术和资金，像一颗颗铆钉，正在艰难地，把这个破碎的国家，重新铆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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