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基地深处，新开辟的“高级实验室”区域灯火通明。
这里与外面热火朝天的兵工厂、农场截然不同，安静得只剩下仪器轻微的嗡鸣和铅笔划过图纸的沙沙声。
柯明义换上了一套仿照工装样式改制的蓝色棉布制服，正俯身于一张宽大的绘图板前。
板上铺着一张极其复杂的结构图，绘有精密机械部件与基础电路符号。
“老板，化学组刚送来新一批‘高纯度硅’样本，纯度比上次有所提升。”
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轻手轻脚地将密封玻璃罐放在桌角，罐中装着灰黑色的颗粒物。
柯明义没有抬头，手指依然在图纸上快速移动：
“纯度还是不够。转告老陈，石英砂的酸洗流程需要调整——浓度降低百分之五，时间延长十五分钟。另外让他试试分级结晶法，虽然效率低，但对杂质分离可能更有效。”
“是，我这就去。”
年轻人赶忙记录。他叫徐思远，是北平某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被何振军动员来到基地。他虽然看不懂图纸全貌，但能猜到这必定是某种超越当前时代的无线电设备。
这间实验室云集了基地找来的十多位专业人才，涵盖化学、冶金、机械等领域。
柯明义采用分块研发模式，将项目拆解成若干关键技术单元。有人专攻高纯度金属提炼，有人研究晶体材料的制备，还有人负责计算电磁参数。
柯明义是唯一掌握整体方案的人。他正在尝试复现的是矿石收音机中的检波器组件，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简易无线电报机。
这一切都严格控制在1932年已有的科学理论框架内，只是通过工艺创新提升性能。
他知道这极具挑战。在缺乏现代工业支撑的条件下，每个环节都要自力更生。
但他坚信，只有实现可靠的远距离通讯，才能将分散的部队真正串联起来，形成战斗合力。
“冶炼车间询问‘钨钢’的工艺参数，”另一位助手拿着记录本进来，“这是最新一批的测试数据。”
柯明义接过报表仔细审阅：“韧性指标仍未达标。请他们将淬火温度提高十摄氏度，回火时间延长二十分钟。记住，每次试验的工艺参数必须完整记录，包括失败的数据。”
助手领命而去。柯明义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投向图纸。时间紧迫，武藤信义的“默许”不知能持续多久，他必须争分夺秒，在这深山之中为战士们打造出更灵敏的“耳朵”。
就在柯明义潜心技术研发时，外界的局势日趋严峻。
武藤信义的“窒息战术”虽未能剿灭抗联主力，却给许多小规模抗日武装带来生存压力。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部分纪律涣散的队伍开始出现脱序行为。
“司令！‘草上飞’的人又劫了我们的粮队！还打伤了两个弟兄！”满身血迹的战士冲进杨靖宇的指挥部，声音带着愤怒与哽咽。
杨靖宇一拳砸在桌案上：“屡教不改！上次已经警告过他们，真以为抗联的纪律是儿戏？”
类似事件在各根据地不断发生。有些队伍为求生计，开始抢夺其他抗日武装的物资；更有甚者，假借抗日之名骚扰偏远村庄，严重损害抗联声誉。
更危险的是，个别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日军诱降，叛变投敌。这些叛徒熟悉抗联的活动规律，带领日军“挺进队”袭击隐蔽营地，造成重大损失。
赵镇藩所部的一处秘密营地就遭叛徒出卖。日军夜袭虽被击退，但越冬粮食和刚修复的武器被焚毁，五名重伤员不幸牺牲。
消息传至联合指挥部，气氛凝重。
“必须整顿纪律！这些害群之马不除，抗日事业迟早毁于一旦！”马占山拍案而起。
“但现在内部清算，是否会给日军可乘之机？”有人提出顾虑。
“这不是内讧，是正本清源！”高鹏振态度坚决，“我们是在残酷斗争中求生存，必须保持队伍纯洁性。”
柯明义通过电台表达意见：“建议采取分级处置策略：对一般违纪者加强教育；对严重破坏纪律者实施惩戒；对证据确凿的叛徒，必须坚决清除。”
一场纪律整顿行动随即展开。杨靖宇部围歼了屡次抢劫友军的“草上飞”匪帮；各部队加强内部审查，对可疑人员严格控制，对证实叛变者执行战场纪律。
几处交通要道上，叛徒的首级与罪状书被公开示众。这种铁腕手段虽然残酷，但有效遏制了投降风气，增强了部队凝聚力。
经过这番刮骨疗毒，抗联队伍变得更加精干团结。留下来的都是经过考验的坚定战士，整体战斗力不降反升。
武藤信义很快注意到这种变化。他发现抗联活动更加隐蔽有序，渗透难度大幅增加。
这些中国抵抗者正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完成着危险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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