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褚渊担任卫将军的时候，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孝，朝廷一直催他回来上班，他就是不答应。袁粲那时候名气大得很，亲自跑去劝他，褚渊这才听从回朝。后来袁粲当尚书令，也遇上母亲去世守孝，褚渊同样恳切地劝他回朝，袁粲却坚决不干，褚渊就因为这事儿记恨上他了。
等到沈攸之起兵这事儿发生，萧道成就找褚渊商量对策。褚渊说：“西边沈攸之这事儿，肯定成不了，您得先防着朝廷内部的情况。”袁粲这边密谋要对付萧道成，计划定好后，打算告诉褚渊。大家都觉得褚渊和萧道成关系一向好，不能告诉他。袁粲却说：“褚渊就算和萧道成关系好，也不至于完全一边倒吧！现在要是不告诉他，等事情成了也得除掉他。”于是就把计划告诉了褚渊，结果褚渊转身就告诉了萧道成。
萧道成其实早就听说了袁粲的密谋，就派军主苏烈、薛渊，还有太原的王天生带兵去帮袁粲守石头城。薛渊不想去，坚决推辞，萧道成硬要他去，薛渊没办法，哭着拜别，萧道成还纳闷：“你就在石头城，早晚都能来回，至于这么悲伤吗？又为啥推辞呢？”薛渊说：“我不确定您能不能保证和袁粲能一条心。我去了，跟袁粲一伙儿就对不起您，不跟他一伙儿马上就得遭殃，能不难过吗！”萧道成说：“派你去，就是觉得你能随机应变，让我没西边的后顾之忧。你就好好干，别废话了。”这薛渊，是薛安都的侄子。萧道成又任命骁骑将军王敬则当直阁，和卜伯兴一起统领禁兵。
袁粲打算假传太后命令，让刘韫、卜伯兴带着禁卫军在朝堂攻打萧道成，黄回等人带兵响应。刘秉、任候伯等人都赶到石头城，本来计划壬申晚上动手。结果刘秉慌得一批，不知道该干啥，下午就开始收拾包袱。临走的时候喝口羹，还洒在胸前，手抖个不停。天还没黑呢，就带着老婆孩子全家往石头城跑，几百人的队伍，热热闹闹挤满了路。到了石头城，见到袁粲，袁粲都惊呆了：“你咋这么急着跑来？这下事儿要黄啊！”刘秉说：“能见到您，死一万次都没啥遗憾！”孙昙瓘听说这事儿，也往石头城跑。丹阳丞王逊等人赶紧跑去告诉萧道成，这密谋就彻底暴露了。这王逊，是王僧绰的儿子。
萧道成悄悄派人通知王敬则。当时宫门已经关了，王敬则想开门出去，卜伯兴带兵守着不让开，王敬则干脆把自己待的屋子墙壁锯开，钻出去跑到中书省抓刘韫。刘韫那边都准备好要动手了，点着蜡烛亮堂堂的。一看王敬则突然来了，吓得赶紧起身迎接，还问：“哥，咋大晚上来看我呀？”王敬则骂道：“你小子还敢造反！”刘韫上去抱住王敬则，王敬则一拳打在他脸上，把他打倒在地杀了，接着又杀了卜伯兴。苏烈等人占据仓城抵抗袁粲。王蕴听说刘秉跑了，叹口气说：“这下事儿成不了啦！”赶忙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往石头城赶。本来计划打开南门，可当时天太黑，薛渊守着门射箭。王蕴以为袁粲已经失败，就四散逃跑了。
萧道成派军主会稽人戴僧静带几百人去石头城支援苏烈他们，从仓门进城，一起攻打袁粲。孙昙瓘那叫一个勇猛，朝廷军队死了一百多人。王天生拼死战斗，两边这才僵持住。从晚上九点打到凌晨一点，戴僧静分兵攻打袁粲府的西门，放火烧门。袁粲和刘秉在东门，看见起火，想回府救援。刘秉带着俩儿子刘俣、刘陔翻墙逃跑。袁粲下城墙，点着蜡烛照亮自己，对儿子袁最说：“我本来就知道一根木头撑不住大厦崩塌，只是为了忠义名声才走到这一步。”戴僧静趁着天黑翻墙独自杀进来，袁最察觉到有陌生人，用身体护住袁粲，戴僧静直接上前砍杀。袁粲对袁最说：“我不愧是忠臣，你也不愧是孝子！”父子俩就这么都死了。老百姓可怜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刘秉父子逃到额檐湖，被追上抓住，砍了脑袋。任候伯等人本来乘船往石头城赶，到了一看，朝廷军队已经集结，进不去，又赶紧往回跑。
黄回那边军队都准备好了，打算第二天一早带兵从御道直接攻向宫门打萧道成。听说事情败露，吓得不敢动手了。萧道成还跟以前一样安抚他。王蕴、孙昙瓘都四处逃窜，朝廷先抓住了王蕴，砍了头，其他袁粲的党羽都没再追究。
袁粲的典签莫嗣祖给袁粲和刘秉传递密谋消息，萧道成把他叫来质问：“袁粲谋反，你咋不汇报？”莫嗣祖说：“我没啥见识，只知道要报恩，哪敢泄露这么大的事儿！现在袁公已经死了，我也不求苟活。”王蕴的宠臣张承伯窝藏王蕴，萧道成都赦免了他们，还继续任用。
袁粲这人平时简单淡泊，没啥治理国家的本事。就喜欢喝点小酒，吟诗作对。虽然身居要职，却不爱管事。下面人找他商量决策事情，他有时候就吟诗应对。平时闲了就躺着，家里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客人，也不咋跟外界交流，所以最后才失败了。
裴子野评论说：袁景倩（袁粲字景倩），那是百姓敬仰、国家的栋梁之才，受了重大托付。但他的智谋没办法铲除奸人，权力也不足以应对变故，最后落得个凄惨下场，国家危难也无力挽救。等到政权不稳，天地人都要变的时候，在小小的石头城里，即便赴死也不推辞，这也就是普通人的气节，却没有当国家栋梁的能力啊！
甲戌这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乙亥这天，任命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新任命的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王奂为丹阳尹。这王延之，是王裕之的孙子。
【内核解读】
这段史书记载了南朝宋末袁粲、刘秉等人反对萧道成的政变全过程，字里行间充满权力博弈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其背后折射出的政治逻辑与人性弱点，即便放在今天仍具深刻启示：
政治博弈中的“信义”困境：褚渊的背叛与袁粲的坚守
褚渊与袁粲的恩怨，堪称权力场中“利益优先”的典型注脚。早年袁粲以重名说动丁忧的褚渊复职，而当袁粲丁忧时，褚渊却因对方坚持守孝而怀恨在心。这种私人恩怨最终演变为政治背叛——袁粲出于“大义”信任褚渊，将政变计划全盘托出，褚渊却转头告知萧道成，直接导致计划败露。
这一细节暴露了封建政治的本质：所谓“信义”往往是权力平衡的附属品，一旦触及核心利益，私人情谊与道德承诺便不堪一击。袁粲的悲剧在于，他试图以“名义”（即传统道德与君臣大义）约束权力，却忽视了褚渊这类政治人物的实用主义逻辑——对他们而言，“生存”与“站队”远比“道义”重要。
政变者的“业余性”：从刘秉的失态到计划的崩塌
袁粲集团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核心成员的“非专业性”。刘秉作为政变核心人物，临事“恇扰不知所为”，提前半天仓皇出逃，甚至将羹汤洒在胸前，连基本的镇定都无法维持；其部曲数百人“赫奕满道”，明目张胆的行动彻底暴露了计划。这种“业余操作”背后，是士族阶层长期脱离实务、空谈清议的积弊——他们习惯了以“名士风度”自居，却缺乏实际政治斗争所需的冷静、周密与执行力。
反观萧道成一方，王敬则锯壁而出、戴僧静趁暗突袭，行动果断高效；薛渊虽内心矛盾，却能在关键时刻据门射箭，阻止王蕴援军。双方的对比印证了一个规律：政治斗争中，“能做事”远比“有虚名”更具决定性。袁粲所谓“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既是对时局的感慨，也是对自身集团能力不足的隐晦承认。
人性的多面性：从“孝子忠臣”到“赦而用之”的宽容
史书中的人物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矛盾与复杂。袁粲父子的结局极具悲剧张力：袁粲明知事不可为，仍以“名义”坚守，临终对儿子说“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底色；其子袁最以身护父，用生命诠释了“孝”与“义”。百姓歌谣“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更是以朴素的情感肯定了这种精神价值。
而萧道成的处理方式则体现了政治家的实用主义智慧：他诛杀核心叛乱者，却赦免了为袁粲传递消息的典签莫嗣祖（因其“报恩”的忠诚）和藏匿王蕴的张承伯。这种“区别对待”并非出于仁慈，而是通过宽容“有义之人”，既瓦解了反对派的道德高地，又向世人传递“忠诚”仍有价值的信号，为自己的统治争取合法性。
裴子野之论的启示：“匹夫之节”与“栋梁之具”的分野
裴子野评价袁粲“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堪称点睛之笔。袁粲的“忠”是个人道德层面的坚守，却缺乏挽救时局的智慧与手段：他身居高位却“不肯当事”，下属请示时“高咏对之”，这种“简淡”实则是逃避责任；政变计划漏洞百出，既未协调好内部行动，又错信褚渊，最终沦为“一木支厦”的悲剧。
这一评价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个人道德与政治能力是两回事。空有“名义”而无务实精神，再崇高的理想也只能沦为空谈；反之，仅有权谋而无底线，如褚渊之流，虽能一时得势，却终将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结语：权力场中的“生存逻辑”与“价值选择”
这段历史本质上是一场“新旧权力交替”中的博弈：萧道成代表的新兴军事势力，以务实、果断打破了士族垄断的旧秩序；而袁粲等人则试图以传统道义对抗历史洪流。其中，每个人的选择——褚渊的背叛、袁粲的坚守、刘秉的怯懦、王敬则的果决——都映射着权力场中不同的生存哲学。
千百年后回望，这场政变的胜负早已尘埃落定，但它留下的追问仍未过时：当理想与现实冲突时，人该如何在坚守道义与适应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或许，袁粲的“失败”与褚渊的“成功”，本身就是对人性与政治最深刻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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