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的风波，并未因其领军星夜驰援江西而彻底平息。
京城这潭深水，看似涟漪散去，实则暗流涌动更甚。
首辅严嵩，这位深谙权术的老狐狸，比任何人都清楚“善后”的重要性。
他深知，俞大猷虽脱险，但其获释的“功劳”归属，却直接影响着远在东南的胡宗宪心中那杆秤的倾斜。
胡宗宪不仅是严党在东南的擎天柱，更是维系严家权势于东南财赋、兵权命脉的关键人物。
俞大猷作为胡宗宪的心腹爱将，某种程度上能左右胡宗宪的忠诚度。
于是，一场无形的舆论战悄然在京城展开。
很快，市井坊间、茶楼酒肆，乃至官员私下聚会的雅间里，开始流传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首辅严阁老，虽缠绵病榻，闻听俞将军蒙冤，竟不顾病体沉重，强撑病躯，直闯西苑精舍，在御前涕泪俱下，力陈俞将军之冤屈与功绩，甚至不惜以老迈之躯跪地泣血恳求，最终才打动了圣心，使得陛下收回成命，俞将军得以戴罪立功。
故事细节丰富，绘声绘色，尤其强调严阁老如何“拼了老命”、“不顾一切”地保下了俞大猷。
更有“知情人士”信誓旦旦地佐证，称亲眼目睹严阁老被搀扶出精舍时，脸色灰败，几近虚脱，足见其“赤胆忠心”与“爱才如命”。
这套说辞，经由严党门生故吏、依附官员之口不断传播、润色，其可信度在特定圈层内迅速攀升。
与此同时，兵部衙门内，另一种声音也在悄然流出。
靖海伯陈恪在圣前据理力争，剖析利害，力证俞大猷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并最终提出“戴罪立功、领军入赣”的务实之策，才是真正化解僵局、保全良将的关键。
这份说法，虽不如严党故事那般煽情，却更符合逻辑与部分朝臣对陈恪行事风格的认知，尤其是在兵部内部和陈恪亲近的官员圈子里，此论调颇有市场。
一时间，京城舆论场形成了奇特的“双峰并峙”。
一派感念严阁老“舍命相救”的恩德，一派推崇靖海伯“深明大义”、“智勇双全”的担当。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往往无疾而终，却将俞大猷事件的余波持续扩散。
在信息传递缓慢、官方渠道高度垄断的古代社会，京城作为帝国心脏，其舆论风向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这里的流言蜚语、官员动向、政策风声，会通过塘报系统、官员家书、往来商旅、驿站传递等多种渠道，以惊人的速度向四方扩散。
封疆大吏、地方官员乃至士绅阶层，无不时刻关注着京城的“风声”。
一则精心炮制的“佳话”，不仅能塑造个人形象、巩固政治同盟，更能深远地影响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权力格局的判断和站队。
严嵩深谙此道，他不在意京城内部的争论结果，他在意的是这则“拼死救俞”的故事，能否完整、及时地传到胡宗宪耳中。
他要让胡宗宪知道，为了保全他麾下的大将，他这位恩师在京城是如何“殚精竭虑”、“不顾生死”地周旋。
这份“恩情”，是维系胡宗宪忠诚的无形枷锁，其价值远超俞大猷本人。
严嵩的算计精准而深远。
果然，不久后便有密报传来，胡宗宪在东南闻听此事后，沉默良久，最终对着京城方向深深一揖，并亲笔修书一封，遣心腹快马加鞭送入严府，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恩师“再造之恩”的感激涕零与“粉身碎骨难报万一”的效忠誓言。
严嵩看着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疲惫的笑意。东南的棋，暂时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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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看似平静中悄然流逝。
戚继光在陈恪的不断挽留下，在京城盘桓了两日。
他与陈恪秉烛夜谈，从东南倭情到练兵心得，从朝堂纷争到未来抱负，无所不及。
临行前，戚继光郑重地将自己数卷亲笔绘制的阵法图、练兵心得手札赠予陈恪。
这些并非泛泛之谈，而是戚继光能在东南屡建奇功的核心机密，凝聚着戚继光对倭寇战法的深刻理解。
“子恒，此乃戚某多年微末心得，或于子恒练兵强军有所裨益。东南局势未靖，戚某不敢久留，就此拜别！”
戚继光抱拳，眼中满是诚挚与托付。
陈恪郑重接过，深知这些凝结着实战经验的册子价值连城：“元敬兄厚赠，恪感激不尽！东南海疆，赖兄与俞兄砥柱中流，万望珍重！他日扫清倭氛，再与兄痛饮！”
两人在靖海伯府门前拱手作别，戚继光翻身上马，带着陈恪的期许与对东南局势的隐忧，绝尘而去，身影很快消失在官道烟尘中。
送走戚继光后，陈恪的生活似乎重归平静。
他按部就班地往来于火药局、兵部衙门和裕王府之间。
火药局的改制已步入正轨，高效的生产流程和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已然建立，工匠们士气高昂。
陈恪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更大规模扩产的可行性研究，同时秘密筹备着新式火器的研发，和火器制造并入火药局的一体式计划。
兵部的事务则繁杂依旧。
各地卫所糜烂的奏报、军饷拖欠的告急文书、将领升迁调动的争议，如同雪片般堆满案头。
陈恪以其特有的高效和务实作风处理着，该驳回的驳回，该协调的协调，该压下的压下。
而北面鞑靼及蒙古各部蠢蠢欲动的消息，几乎年年都有，今年似乎也并无特别。
对于这些消息，兵部上下，乃至内阁，并未给予过多重视。
毕竟，在明朝与蒙古长达两百年的对峙中，这种“蠢蠢欲动”几乎是每年的必备节目。
但是陈恪尤其重视来自北疆的军报。
因为陈恪非常了解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游牧经济极其脆弱，一场“白灾”——指特大雪灾，就足以让大批牲畜死亡，使整个部落陷入生存危机。
为了生存，南下劫掠富庶的农耕地区，便成为其最直接的选择。
此外，原本的历史上明朝断绝“马市”边境贸易，断绝了蒙古贵族获取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稳定渠道，也加剧了其通过武力掠夺的冲动。
这种基于生存压力的周期性寇边，如同草原上的季风，年复一年，似乎成了大明北疆无法摆脱的宿命。
如果细挖更深层的原因，则可能是蒙古部落内部权力更迭时，新上台的首领往往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树立威望，巩固统治。
俺答汗作为此时蒙古最具实力的首领，其野心和行动力都不容小觑。
历史上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俺答汗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耻辱，在这个时空虽因他的预警和常远山的协助得以避免重演，但蒙古的威胁从未真正解除。
俺答汗雄踞河套，实力雄厚，其野心绝非小打小闹的劫掠所能满足。
这些看似“常态”的异动，在他眼中，更像是风暴来临前的涟漪。
因此，陈恪要求北线边镇和兵部职方司提高警惕，加强侦测，不可因循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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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王朱载坖经历了景王薨逝的风波后，地位愈发稳固，心态也平和了许多。
陈恪在裕王府的讲读，则注重引导裕王关注实务。
他结合东南抗倭、北边防务、乃至最近的江西倭患与俞大猷事件，深入浅出地剖析国策得失、吏治弊端、用人之道，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这位未来储君的政治视野和施政理念。
裕王也常就一些敏感政事私下征询其意见，因景王已逝，陈恪的顾忌也少了许多，经常是知无不言的态度。
至于嘉靖帝最看重的青词撰写，陈恪如今已能从容“甩锅”。
新科状元、他的狂热“门生”陈谨，在青词一道上展现了惊人的天赋和热情。
陈恪只需在闲暇时，将自己结合后世知识“包装”好的“天道感悟”、“祥瑞征兆”等核心思路稍加点拨，陈谨便能引经据典，铺陈辞藻，炮制出辞藻华丽、玄之又玄、深得嘉靖帝欢心的“上佳”青词。
这大大解放了陈恪的精力，让他能将更多心神投入到真正关乎国运的实务之中。
日子，就在这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机锋的节奏中一天天滑过。
京城的舆论场关于“谁救了俞大猷”的争论渐渐淡去，被新的谈资取代。
严嵩在府中“静养”，徐阶主持内阁日常，赵贞吉忙于赈灾后续和户部钱粮调度，高拱在兵部与陈恪配合日渐默契，张居正则如潜龙在渊，默默观察，积蓄力量。
直到一份标注着“十万火急”、来自宣大总督的八百里加急塘报，如同惊雷般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重重砸在了兵部尚书高拱和右侍郎陈恪的案头——俺答汗亲率数万铁骑，突破边墙，兵锋直指宣府大同！
其来势之汹，规模之大，远超往年例行袭扰。
北疆，狼烟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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