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人来人往，住院与出院的患者络绎不绝。
学校的李大妈和候焕东的母亲也终于康复出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她们的气色好了许多。
与此同时，文化宫影厅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尽管正值悼念活动期间，工程进度却未受影响，预计十月初就能交付。
不过，此次交付的仅是放映厅和通往二层的楼梯，大堂与连廊的外墙尚未完工，半截子工程般的文化宫突兀地矗立在商店与粮店后方。
影厅内部，墙体和天棚的石膏板还未安装，裸露的钢构件纵横交错，像是等待穿上外衣的骨架。
工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人员清理地面，同时着手采购荧幕、座椅等设备。不久后，放映厅的组合排椅到货——这些椅子由铸铁腿和支架构成框架，搭配模压成型的九合板椅座、椅背，结实耐用。
为了加快安装进度，刘长明召集基层工会主任开会，动员各单位会员利用业余时间支援安装工作。
周日清晨，大批工会会员齐聚文化宫。刘长明将众人分成四组：
画线组对照图纸精确测量，在地面标出每一把椅子的位置；
打孔预埋组又细分为三小队，一队负责按标记钻孔，二队安装预制件——这些焊着螺栓、裹着擦机布保护套的铁板，三队则分工搅拌水泥、运输材料并灌孔固定；
拆装运输组在舞台上拆箱验货、核对数量；
伙食保障组在楼梯下支起大锅，炖出香气四溢的鱼汤，为大家补充体力。
次日，工会人员仔细给灌了水泥的孔洞洒水养护。
七天后，水泥彻底干透，刘长明再次分配任务，各单位按排数认领区域，有条不紊地组装铸铁框架、安装椅座靠背，最后固定扶手木方。
椅子安装完毕，刘长明又开始琢磨舞台布置、墙面防护和音响线路。
他决定高处墙面留待后续专业施工，低处必须加装防护，避免观众磕碰受伤；
至于喇叭的最佳安装位置，更是反复考量。
修建科派杜开海协助设计，铸造车间调来五位木工，机电部门的孙玺云、袁国富等人也赶来支援，学校的邢老师、孙家玉夫妇等也加入讨论，众人七嘴八舌，只为让文化宫布局更合理。
这段时间，工厂迎来五名转业干部，他们带着指标而来，岗位安排迫在眉睫。
最终，修建等部门增设四名副职，但其中一人身份特殊，促使机关专门成立新部门。
此人叫稽才，是位退伍伤残干部，曾在支左期间担任县革委会委员，部队推荐信里将他捧为“学习毛主席着作军级积极分子”“二等功、三等功获得者”，赞誉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市县各级单位都想留他，他却执意要求到基层，后来才透露是为了离家近些。
在市里的特别指示下，厂领导任命他为机关支部书记。
稽才1965年入伍，老家在国村。
1968年随营长在某县支左，负责供销社工作。
某天夜里，两派造反派在供销社内冲突，不慎引燃库房，大火瞬间吞噬建筑。
稽才冲进火海救人，被烧成重伤，经过半年救治才出院，脸上、手上布满疤痕。按理说该追究造反派责任，可两派为了息事宁人，联合营长将他包装成“救火英雄”。
在地方和部队的宣传下，他成了模范典型，四处演讲，还因此火线提为副连长、进入县革委会。
供销社上下只字不提起火真相，反而掀起“学习稽才”的热潮。
供销社出纳员陈凤年轻漂亮，对英雄心生崇拜，曾拿着日记本找稽才签名。
稽才一见倾心，供销社女委员顺势牵线搭桥。
起初陈凤因他的伤疤心生畏惧，经多方劝说，又在县革委会主任承诺安排妹妹进供销社工作的条件下，才答应婚事。
稽才到任后，立刻投入工作。他先挨个向领导汇报，又频繁召集工会小组长、党员、积极分子开会，布置学习和“三服务”工作。
办公楼里会议不断，有人私下戏称他是“开会精”。
安合英却力挺他：“开会能传达指示、收集意见，有什么错？”
稽才也辩解：“每天八小时工作，我只占用一小时开会，其余时间都在跑基层。”
但同事们私下吐槽：“他讲话全是空话，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只会照本宣科。”
碍于他掌管入党和评优的权力，这些怨言只能藏在心里。
金秋时节，山上果树硕果累累，后勤部门按区域分配采摘任务，机关科室也不例外。
稽才召集小组长动员：“从革命火种到三线建设，这是光荣使命！”
要求每人自带工具，抽调人员上山。
后勤人员举着喇叭沿途叮嘱：“轻拿轻放，别折树枝！”
三天后，机关职工每人分到二十斤苹果、梨，是历年来收获最多的一次。
然而，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破。
十一前夕，乔明勋在西张村水源地检测时发现重金属超标，反复验证后结果依旧。
医院领导紧急向厂方汇报，厂领导当即决定停用该水源地，要求全员保密，对外统一口径：“北沟水源充足，多开站点浪费成本。”
次日，热力部门拆除设备，将水源地房产移交佟铁山。
佟铁山一头雾水，询问好友李春雨，对方因不知情，只能按官方说辞答复，佟铁山也未起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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