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投稿《Economic Journal》这本顶尖学术期刊，审稿人对来自不同学校教授和学生的态度，那可是天差地别。
比如说，如果投稿人是来自美利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审稿人绝对会打起十二分精神，仔仔细细地读论文。
他们可不想因为马虎给出什么不靠谱的评论，闹出让人笑话的乌龙。斯坦福大学在国际学术圈的地位摆在那儿，论文的质量一般不会差。
如果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投稿，审稿人也会慎之又慎，逐字逐句地推敲论文内容，生怕漏掉什么关键点，给了不合适的反馈。
可如果投稿人来自华国的北京大学，或者比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八零年代，北大清华的名称在国际学术圈里，多少有点“非主流”的感觉，不仅没有加分，反而可能被审稿人带着点偏见看待。
学校名气不够响，审稿人可能下意识觉得论文的质量得打个问号。
这时候，除非投稿的教授本身是个学术大牛，在圈子里名声响当当，否则论文想脱颖而出，难度可不小。
对于那些在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顶尖学者，审稿人通常多少有点印象。
说不定他们还在某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起喝过咖啡、聊过天，甚至通过写信交流过研究想法。
这样的背景，让审稿人对他们的论文天然多了一份信任，至少不会怀疑论文是不是“水分太大”或者有造假的可能。
有了这种“熟人关系”，论文被认真对待的概率自然高了不少。
但对于裴瑜来说，这些优势她是一个也没有。
作为一个北大本科生，她既没有响亮的个人名气，也没有国际学术圈的“人脉资源”可以依靠。
她的论文只能靠实力说话，面对《Economic Journal》那些眼光挑剔的审稿人，她得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才能让自己的论文不被轻易刷下来。
这就是学术圈里赤裸裸的层级感。
你要是学术水平不够硬，抱歉，那你被鄙视简直是活该。学术这个圈子，可没有什么“反歧视法”来保护你。
智商不够高？被鄙视，活该。不够勤奋，懒散拖拉？被鄙视，活该。甚至运气不好，投稿老是被拒？还是活该。
学术圈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弱者只能默默接受现实。
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那些成绩顶尖的学霸是怎么鄙视成绩差的同学的，等这些学霸长大了，进入了学术圈，很多人不过是把这种优越感延续了下来。
区别只在于，有些学霸继续保持了他们的尖子生光环，依然在学术圈里风生水起；而有些曾经的学霸，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差生，反过来被别人鄙视。
当然，象牙塔里的歧视跟社会上的歧视还不完全一样。
社会上的歧视可能更多涉及种族、性别、出身等，学术圈的歧视则更聚焦于你的学术能力、成果和声誉。
这种歧视虽然不像社会歧视那么刺人耳目，但却更加根深蒂固。
几乎所有身处学术圈的人，都默认了这种歧视的存在，甚至主动参与其中，继续向下传递这种鄙视链。
从教授到研究员，再到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每个人都在这个层级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顶尖的学术大牛看不上二流学者的论文，二流学者又觉得三流学者的研究不值一提，而那些还在学术圈底层摸爬滚打的学生，可能连被鄙视的资格都没有。
这种层级感，像是学术圈的空气，无处不在，也无人能逃。
你要么使尽浑身解数往上爬，证明自己的实力，要么就得接受被鄙视的命运。
裴瑜不想乖乖接受这种残酷的命运，躺平认命不是她的风格。要想在学术圈里站稳脚跟，摆脱被鄙视的处境，她就只能拼尽全力把论文投到国际顶尖期刊上，一步步为自己攒下学术资本。
这篇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的论文，裴瑜写得还算顺手。虽然过程不算轻松，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
不过，这只是最合适的选题，而不是最顺利的选题。
不管怎么说，研究自己国家的情况，总比研究外国的情况来得方便、深入。
如果裴瑜把论文的选题定为华国的“三角债”问题，写起来只会更加得心应手，毕竟她对国内的情况更熟悉，资料也更好找。
问题在于，裴瑜现在不敢轻易碰“三角债”这个选题。
她还记得，刚穿越到这个世界时，系统模拟的人生轨迹显示，在另一个时间线里，她曾经发表过关于华国三角债的言论，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那番言论让她名声大噪，但也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直接害得她申请出国交换的计划泡了汤。
这次她学聪明了，果断把研究视野转向国际，聚焦日本经济泡沫这个题目。
这样既能避开某些利益集团的敏感神经，又能让她的研究显得更国际化，何乐而不为？
更巧的是，这次选题还无意中让她得到了清华出身的学部委员于光远的关注。
有了这位学术大犇级人物的青睐，那些原本可能在暗中对她使绊子的人，似乎也因为于光远的关注而收敛了不少。
具体表现就是，裴瑜竟然拿到了一个去日本一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就在裴瑜准备把论文投出去的时候，日本一桥大学的南亮进教授给了她一个很诱人的建议。
南亮进教授当时正结束在北大的访问，准备回国，他在临走前特意找裴瑜聊了聊。
他劝裴瑜先别急着把论文投出去，而是建议她跟他一起去日本，亲身到当地去感受一下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
南亮进教授是发展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专门聚焦在日本经济腾飞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对华国能带来什么启发。
他认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日本经济从“劳动力多得用不完”到“劳动力开始紧缺”的关键阶段，日本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大幅减少，城市里的工厂和企业对工人的需求猛增，工资差距逐渐缩小，劳动生产率也蹭蹭往上涨。这种变化，让日本经济像迅速从农业社会迈向了工业化的快车道。
南亮进教授不光研究日本，他还喜欢拿日本和华国做比较，琢磨两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
他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华国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方面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初的水平。比如说，华国的产业结构跟1900年的日本差不多，制造业的水平大概相当于日本1930年代后期，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则分别落后日本70-100年和40-60年。
对于华国的经济发展，南亮进教授主张借鉴日本经验，可想而知，他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强的自信。
他认为，日本当年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有章可循的，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到高效的城市化进程，再到教育和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都是华国可以好好借鉴的教科书。
所以，当他听到裴瑜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终将破灭的悲观预测时，南教授有点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裴瑜有点危言耸听。
在他看来，日本经济虽然眼下看着有点过热，但整体还是稳健的，远没到要崩盘的地步。
这次邀请裴瑜去日本一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南亮进教授可不只是单纯想让她去日本开开眼界，多少带着点希望裴瑜“改邪归正”的意思。
他希望裴瑜到了日本之后，能亲眼看看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通过实地调研感受一下日本社会的活力，然后改改她那过于悲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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