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是从镇农机厂退休的老陈头那儿听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还在县钟表厂当夜班保全。
钟表厂后头有栋苏式老厂房，解放前是意大利传教士建的孤儿院。深秋的一个雨夜，老陈头照例去巡查。手电筒的光扫过二楼车间时，他猛地发现所有机械钟表都停摆了，指针齐刷刷指向凌晨两点一刻。
“奇怪，配电室的闸刀明明拉着。”老陈头嘟囔着，忽然听见“咔嗒”一声，齿轮转动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他循声走去，看见第三间工具房的门缝里渗出蓝幽幽的光，门缝下方塞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
老陈头伸手推门，门轴发出“吱呀”的声响。月光从窗户照进来，他看见三十多具穿着民国校服的骸骨整齐地靠墙坐着，每具骸骨的手腕上都戴着块停摆的怀表，表链上系着朵枯萎的山茶花。更诡异的是，每块怀表的背面都刻着同一个名字：“无名氏”。
就在这时，老陈头腰间的钥匙串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他父亲留下的老物件，钥匙柄上缠着七七四十九根黑猫胡须。钥匙声中，他看见骸骨们的眼窝开始闪烁红光，指骨正缓缓指向墙角的旧木箱。
“同志，能帮我上发条吗？”沙哑的声音从木箱里传来。老陈头颤抖着打开木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七块怀表，每块表盖上都刻着“育婴堂”三个字。更恐怖的是，怀表缝隙里渗出黑红色的液体，在地上汇成个婴儿的轮廓。
老陈头还没来得及反应，木箱突然剧烈晃动，三十七块怀表同时弹开。他惊恐地发现，每块表的表盘上都浮现出同一张女人的脸——正是孤儿院墙上那张修女的照片。
“当年他们说我们是孽种......”女人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老陈头看见修女的影子突然从墙上剥离，肚子上有一道恐怖的裂口，肠子正顺着大腿往下淌，裂口处卡着半截婴儿的手臂。
就在这时，所有骸骨同时站起身，空洞的眼窝齐刷刷地看向老陈头。老陈头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等他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躺在车间的操作台上，手里紧紧攥着块断成两截的怀表。表盖上的“育婴堂”三个字正在缓缓褪色，露出下面刻着的“李修女 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
后来，老陈头从地方志里查到，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孤儿院爆发猩红热疫情，意大利传教士竟将三十七名患病孤儿活埋在钟表厂地基下。那些怀表，正是他们被活埋时戴着的临终遗物。
从那以后，老陈头落下了一个怪毛病，每到雨夜，他总能听见钟表厂方向传来齿轮转动的声音。他的钥匙串也总是在午夜时分自动发烫，钥匙柄上的黑猫胡须会竖起成扇形。
如今，钟表厂早已改建成商场，但每到阴雨天，三楼走廊仍会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还有人看见穿民国校服的孩子在电梯间徘徊，怀里抱着个正在融化的布娃娃。更诡异的是，电梯监控曾拍到凌晨两点一刻，所有楼层按钮同时亮起，而电梯里空无一人。最恐怖的是，商场的电子钟每天到这个时刻就会集体停摆，指针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那是当年孤儿院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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