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正月，正值秦王李世民大军围困洛阳、与王世充决战的关键时刻，奉唐廷之命镇抚江淮、身兼淮南安抚大使与和州总管之职的吴王杜伏威，遣其麾下大将陈正通、徐绍宗率两千精兵驰援洛阳前线。这支劲旅迅速北上，与秦王李世民部会师，合力投入了对王世充的攻伐战。
杜伏威，本名杜尧，生于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是隋末乱世中崛起于江淮地区的枭雄。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便与挚友辅公祏结为生死之交，两人因生活所迫，时常从事劫掠活动，在当地盗贼圈内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武勇。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年仅十六岁的杜伏威敏锐地察觉到天下动荡的征兆，毅然率领一帮亡命之徒在山东长白山（非东北的长白山）举兵造反，正式踏上了反抗隋朝暴政的道路。然而山东地区官军势力强大，义军活动艰难，杜伏威审时度势，于次年（614年）率众南下，渡过淮河，转战至当时相对空虚且富庶的江淮地区谋求发展。
在江淮，杜伏威的队伍不断吸收小股义军和地方豪强，实力迅速壮大。他不仅作战勇猛，身先士卒，而且善于治军，尤其注重培养一支名为“上募”的精锐敢死队，待遇优厚，战斗力极强。大业十二年（616年），他击败了另一支重要的江淮义军首领苗海潮，成功将其部众收编，势力范围得到显着扩张。次年（617年），杜伏威迎来了他早期军事生涯的高峰——清流之战。面对隋炀帝派来镇压的悍将、右御卫将军陈棱率领的装备精良、数量占优的隋朝正规军，杜伏威巧设战术，在战斗中甚至被敌将射中前额也死战不退，最终大破陈棱，此役彻底奠定了他在江淮的霸主地位，使其威名远震。
随着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江淮地区形成了杜伏威、弑杀隋炀帝后占据江都（扬州）的宇文化及、以及占据京口（镇江）一带的沈法兴等多股势力并立的局面。杜伏威利用各方矛盾，纵横捭阖。他先是接受名义上仍代表隋朝的洛阳越王杨侗（皇泰主）所封的楚王爵位和东道大总管官职，以获得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宇文化及被李密击败西走、沈法兴试图扩张之际，杜伏威果断抓住时机，以讨伐弑君逆贼宇文化及为名，挥师攻占江淮重镇丹阳（江宁，今南京），并定都于此。随后，他集中力量对付盘踞在长江口及太湖流域的另一强大对手李子通。经过激烈争夺，杜伏威最终击败并赶走了李子通，完全控制了长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袤富庶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江淮之王”。
此时，中原地区的形势也日趋明朗。李渊在长安建立了唐朝后，李世民正全力围困洛阳的王世充。杜伏威深知自身虽雄踞一方，但地处四战之地，需要审慎处理与新兴强李唐的关系。于是在武德二年（619年），他主动遣使向唐朝表示归顺。唐高祖李渊对此非常欢迎，立刻下诏拜杜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和州即其根基之地历阳，今安徽和县），并封为楚王，不久又晋封为吴王，赐姓李氏。这次归顺名义上确立了杜伏威作为唐朝藩属的地位，但他保留了极大的独立性，对江淮地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到了武德四年（621年）正月，为了进一步向唐朝表示忠诚，也为了打击邻近的潜在对手王世充，杜伏威从其坐镇的历阳大本营，派遣心腹大将陈正通、徐绍宗率领两千精锐部队北上，前往洛阳前线与秦王李世民会师，共同参与围攻王世充的战役，这便是他生平中积极参与中原逐鹿的关键一步。
历阳吴王府邸议事厅内，烛火通明。杜伏威踞坐主位，甲胄虽卸，眉宇间仍凝着一股沙场淬炼出的威煞之气。陈正通、徐绍宗二人身着戎装，肃立阶下，静待王命。
杜伏威目光扫过两名心腹爱将，声音低沉而有力的说道：“正通、绍宗，长安的使者，还有秦王李世民求援的军报，你们都已知晓。洛阳城下，秦王与王世充相持日久，已成僵局。朝廷的意思很明白，要我们江淮出份力。”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发出笃笃轻响。
杜伏威接着说道：“王世充此人，盘踞东都，野心勃勃。若让他缓过气来，或侥幸得胜，其兵锋下一个指向何处？”说着，他抬眼以锐利的目光直视面前二人，又强调道，“必是我江淮腹地！卧榻之侧，岂容此等虎狼酣睡？”
陈正通抱拳，沉声应道：“大王明鉴！王世充确是心腹大患。趁其被秦王大军死死咬住，正是剪除其羽翼、断其根基的良机！”
杜伏威微微颔首，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赞道：“不错。此去洛阳，名为奉诏助战，实为我江淮自保！秦王世民，少年英主，用兵如神，此战王世充败局已定。你们率两千‘上募’精兵前往，务必打出我江淮军的威风！要让秦王，更要让长安城里的天子看到，我杜伏威麾下儿郎的勇猛与忠诚！”
徐绍宗上前一步，眼神坚定，抱拳道：“大王放心！末将等必不负所托！定叫那王世充见识见识我江淮健儿的厉害！只是……”他略一迟疑，不确定的说道，“两千精兵，是否……”
杜伏威抬手打断其语，眼中精光一闪，道：“两千，足矣！此非倾巢之战。一则，秦王麾下猛将如云，不缺我们这点人马去填壕沟；二则，江淮乃我等根本，不可空虚。这两千‘上募’，是我手中最锋利的刀刃，一为助战，二为扬威，三为探明秦王与朝廷的虚实。记住，你们是去助拳的，不是去争首功、拼家底的！仗要打好，人更要给本王全须全尾地带回来！”
陈正通听罢，心领神会，郑重抱拳道：“末将明白！此去当审时度势，扬我军威，助秦王破城，绝不让王世充有喘息之机，亦绝不令我军徒作无谓牺牲！定不负大王保全江淮、借势除患之深意！”
杜伏威站起身，走到阶前，重重拍了拍陈、徐二人的肩膀，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道：“好！即刻点兵，星夜兼程，北上洛阳！告诉秦王世民，就说我杜伏威麾下儿郎，来助他拿下这东都洛阳城！也让天下人看看，我江淮吴王，心向天朝，绝非虚言！去吧！”
陈正通、徐绍宗齐声应诺，甲叶铿锵声中，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议事厅，身影迅速没入黎明前的黑暗中。杜伏威负手立于厅门，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目光深邃，仿佛已穿透千里烽烟，落在那座被重重围困的洛阳城上。
杜伏威决定出兵援助秦王李世民攻打王世充，其决策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对唐朝中央权威的表面遵从，更包含了对自身江淮基业存续与扩张的深谋远虑。早在武德二年（619年），面对中原李唐王朝的迅猛崛起和自身所处江淮四战之地的险境，杜伏威便主动选择了名义上的归顺，他接受唐高祖李渊册封的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及吴王爵位，并获赐李姓。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将自己纳入了唐朝的藩属体系，暂时获得了相对安稳的外部环境，得以专心整合江淮内部，击败强敌李子通，巩固了对富庶长江下游的实际控制。然而，这种归顺绝非无条件的臣服，杜伏威在辖区内保留了高度的自治权，军队和赋税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时间推移至武德四年初，洛阳战局陷入胶着，李世民的大军虽已重重围困王世充，却因城防坚固和窦建德援军将至的阴影而久攻不下。此刻的唐朝朝廷，必然迫切希望动员一切力量尽快解决王世充这个心腹大患，以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危局。因此，对名义上已臣服的江淮强藩杜伏威施加压力，要求其履行藩属义务出兵助战，几乎是必然的政治操作。李渊的诏令或使者敦促，很可能直接抵达了杜伏威坐镇的历阳大本营。
然而，杜伏威的响应并非单纯被动服从。他敏锐地洞察到其中蕴含的机遇：一方面，积极出兵是对长安朝廷展现忠诚的最佳方式，有助于巩固其被承认的吴王地位和合法性，为未来在唐朝框架内争取更大空间埋下伏笔；另一方面，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势力与其江淮领地相邻，实为潜在的巨大威胁。若王世充取胜或长期存在，必将觊觎江淮。趁唐军主力牵制住王世充之际，派兵参与致命一击，实质上是借唐朝之力铲除卧榻之侧的劲敌，消除自身西线的隐患。
同时，杜伏威决定派遣两千精兵而非倾巢而出，也体现了其精明的算计，这支力量足以显示诚意、参与关键战役获取战功，又不至于过度削弱自身防御力量，以防江淮有变。因此，杜伏威的出兵，是唐朝中央的军事要求与其自身主动的地缘政治谋划高度契合的产物，是其作为乱世枭雄在审时度势后，为巩固权位、消除威胁、并图谋未来而做出的主动且利己的战略抉择。
至于此次代表杜伏威增援秦王的陈正通与徐绍宗，作为隋末唐初江淮豪雄杜伏威麾下的重要将领，他们的生平虽未在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独立篇章，却在杜伏威崛起与归唐的关键节点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是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典型战将缩影。他们早期便追随杜伏威，投身于反抗隋朝暴政的洪流，在江淮大地纵横驰骋。两人凭借勇武和忠诚，在杜伏威整合江淮诸势力、击败强敌如苗海潮、李子通的一系列战役中累积战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深受杜伏威信任与倚重的心腹大将。
尤其是隋将陈棱率精锐官军南下镇压时，在决定杜伏威集团命运的清流之战中，陈正通、徐绍宗作为核心战将，必然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与杜伏威一同浴血奋战，最终击溃强敌，此役的胜利奠定了杜伏威在江淮的霸主地位，也锤炼和证明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当杜伏威于武德二年（619年）审时度势，接受唐朝招抚，获封吴王、淮南安抚大使后，陈正通与徐绍宗的身份也随之转变为名义上的唐朝将领，但实际仍效忠于杜伏威，协助其镇守江淮根本之地。
他们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出现在武德四年（621年）正月。此时，秦王李世民正率唐军主力在洛阳城下与王世充陷入艰苦的拉锯战。无论出于唐朝中央的明确要求，还是杜伏威自身消除西邻威胁、向新朝展示忠诚与实力的战略考量，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北上助战都成为必然之选。杜伏威将此重任交给了最信赖的陈正通与徐绍宗。二人率领由杜伏威军中王牌，两千名“上募”勇士组成的精锐之师，从杜伏威的大本营历阳（今安徽和县）出发，星夜兼程，驰援洛阳前线。这支生力军的加入，不仅增强了李世民围攻洛阳的力量，更向天下昭示了杜伏威集团对唐朝的支持态度，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他们最终在洛阳城下与李世民成功会师，并参与了后续对王世充的作战行动。
洛阳战事结束后，随着杜伏威在武德五年（622年）应召入朝，并长期滞留长安，江淮的军权主要落入了杜伏威的结义兄弟辅公祏之手。陈正通与徐绍宗的命运轨迹在此后发生了分野。陈正通的名字在辅公祏于武德六年（623年）八月丹阳起兵反唐的事件中再次出现，并且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他被辅公祏任命为西南道大行台尚书，成为辅公祏叛军政权中的核心军事统帅之一，肩负着指挥主力部队抵御唐军进攻的重任。
武德七年（624年），当唐军主力在李孝恭、李靖的统领下大举进攻江淮时，陈正通作为辅公祏方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亲率数万精兵驻扎在当涂（今属安徽）附近的博望山与青林山一带，试图依托地利阻挡唐军。然而，在唐军名将李靖的巧妙战术打击下（如派弱兵诱敌、精兵突袭），陈正通所部遭遇惨败，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当涂要地，退守丹阳（江宁）。此战的失败，直接动摇了辅公祏政权的根基。丹阳城破后，辅公祏率残部东逃，陈正通亦在乱军中不知所终，史书未再记载其结局。
相较之下，关于徐绍宗在此后历史中的记载则更为模糊和稀少。在辅公祏反唐期间，他的名字并未像陈正通那样出现在核心统帅的位置上。有一种推测认为，他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如杜伏威入朝时）被调离了核心军职，或者在辅公祏起兵时并未追随，甚至可能已经亡故。但这仅为推测，缺乏确凿史料支持。更有可能的是，他虽仍在江淮军中，但其地位和影响力已不及陈正通，因此在辅公祏叛乱的核心决策层和关键战役中未见其名。随着辅公祏叛乱被彻底平定，江淮完全纳入唐朝直接统治，徐绍宗这位曾为杜伏威驰援洛阳立下功劳的将领，也如同许多乱世中的武人一样，最终湮没在历史帷幕之后，其最终归宿成为未解之谜。
陈正通与徐绍宗的生平，紧密依附于杜伏威-辅公祏集团在江淮的兴衰历程。他们曾是杜伏威开基立业的得力臂助，是驰援李世民、参与中原决战的具体执行者，最终又在辅公祏的反叛中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陈正通作为叛军统帅兵败身隐，徐绍宗则悄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他们的经历，折射出隋末唐初群雄并起、大浪淘沙的壮阔与残酷，是理解那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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