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璆，字号与籍贯未见明确史料详载，据南朝士族迁徙与任职轨迹推测，或出身东海徐氏分支，为南朝梁武帝时期资深经学家，官至五经博士，长期承担皇子经学教育职责，其事迹虽未独立成传，却在梁代儒学复兴与皇室教育体系中留下重要印记，散见于《梁书》《南史》的礼志与诸王传记中。
梁武帝萧衍登基后，于天监四年（505年）下诏建国学、开五馆，复置五经博士五员，各主一馆，专司经学讲授与人才培养。这一举措既是对汉魏经学传统的延续，更是梁武帝“以儒治国”理念的实践。徐璆以深厚的经学造诣入选，成为五馆五经博士之一，主讲《尚书》与《礼》学，其讲学风格兼具考据严谨与阐释通俗，既重经文本义的训诂，又善结合时政阐发经义，很快在学界崭露头角。
随着皇子们渐至就学年龄，梁武帝亟需学识精深且品行端方的学者主持皇室教育，徐璆因讲学声望与廉洁操守被选中，兼任皇子侍读，专授诸皇子儒家经典。当时梁武帝对皇子教育极为重视，不仅要求掌握五经文本，更强调经义与德行修养的结合，这与徐璆“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高度契合。他为皇子定制了“循序渐进、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案：先以《论语》《孝经》奠定德行基础，再授《尚书》明晓治道，最后讲《礼》规范言行，这种阶梯式教学深得梁武帝认可。
教学过程中，徐璆注重将经文与历史案例结合，讲解《尚书·尧典》“亲九族，平章百姓”时，便以西周宗法制度与东晋门阀共治为例，阐释“家国同构”的治理逻辑；讲授《礼记·曲礼》时，则结合梁代礼制改革实践，解析“礼序乾坤”的社会功能。为兼顾不同皇子的资质差异，他采用“个别答疑+集体论辩”的方式，对聪慧善思的萧统侧重引导经义阐发，对尚处幼年的萧纲则多用故事化讲解，极大提升了教学成效。史载诸皇子“每退朝即入馆受业，未尝稍怠”，其勤勉学风与徐璆的教学引导密不可分。
除皇子教育外，徐璆还深度参与梁代儒学文化工程。天监年间修撰《五礼》时，他以《礼》学专长协助严植之、陆琏等学者审定凶礼与军礼部分条文，主要负责核查古礼记载与现行仪轨的衔接，提出“稽古而不泥古，应时而不违经”的修订原则，其多条建议被采纳，最终促成这部八千余条礼仪规范的巨着问世。他还参与了太学教材编纂，将授课时的讲义整理为《尚书集解》《礼记讲疏》，成为当时太学与五馆的通用教材，对梁代经学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作为五经博士，徐璆始终坚守“传道为先”的准则。面对南朝玄学余风与佛教兴起对儒学的冲击，他在讲学中既不排斥佛玄思想的合理成分，又明确辨析儒学“入世治世”的核心价值，强调“五经者，治国之根本，立身之准则”。其教学不仅塑造了皇子们的儒学素养，更影响了梁代政治风气——后来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文选》时，便延续了徐璆“经史并重、文以载道”的理念。
徐璆的官场生涯可谓是相当漫长，他从梁武帝的中前期开始任职，一直到晚年才因为眼睛疾病而请求辞官。然而，即使他已经卸任，他仍然选择留在京城，并没有离开。
在他的晚年生活中，徐璆经常会应皇子们的请求，为他们解答各种疑惑和问题。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给予这些年轻的皇室成员宝贵的指导和建议。
徐璆的一生都过得非常清贫，尽管他长期在皇帝身边任职，但他从未利用自己的职权来谋取个人私利。相反，他始终坚守着廉洁奉公的原则，不为金钱和权力所动。
在临终前，徐璆做出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将自己毕生所收藏的书籍全部捐赠给了太学。这些书籍不仅是他个人的财富，更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结晶。通过这样的举动，徐璆真正践行了“经师人师合一”的儒者风范，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楷模。
作为梁代五经博士的代表，徐璆既是经学的传承者，更是皇室教育的实践者。他的教学活动不仅培育了一代皇室成员的儒学根基，更通过参与制礼作乐、编纂教材，推动了梁代儒学的复兴。尽管史料对其记载简略，但从梁代皇室的儒学素养与经学发展脉络中，仍可清晰窥见这位经学家的历史贡献，其事迹也成为理解南朝儒学与皇室教育关系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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