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心，字务本，东海郯人（今山东郯城），生于南朝梁末，卒于隋末江都之变，是陈代学者徐孝克之子，历经陈、隋两朝，以史学家的深厚学养与政治家的忠贞气节留名青史。他自幼承袭家学，父亲徐孝克通经史、善玄谈的学风深深影响着他，再加上天资聪慧，幼时便展现出过人的学识——几岁时便能诵习《毛诗》《尚书》，稍长更遍览群籍，尤其精研史学与礼仪典制，为日后参与典籍整理、践行儒家气节埋下伏笔。
在陈朝时，徐善心凭借门第与才学入仕，初任新安王主簿，后累迁东宫学士、度支郎中。陈后主在位时，朝政虽渐趋颓靡，但他始终专注于职事，常利用公务之余梳理陈朝典章。当时陈朝史馆对前代史事的记载多有散佚，他便主动搜集史料，考订异同，着手补撰陈朝国史的部分篇章，其治史的严谨态度已为同僚所熟知。不过，陈朝的国运已近尽头，祯明三年（589年），隋军渡过长江攻破建康，陈朝覆灭，徐善心作为陈廷官员，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隋军入建康时，陈朝百官或逃或降，徐善心却身着朝服坐于府中，待隋将登门时，他流涕叩首，称“臣荷陈厚恩，不能救社稷之亡，何忍苟存”，一度欲以死殉国。隋将敬佩其气节，将此事禀明隋文帝杨坚。杨坚素来敬重儒学之士，听闻徐善心的言行后赞叹道“此真忠臣也”，不仅未加追责，反而遣使慰问，不久后召他入隋为官。起初徐善心以“亡国之臣，不敢仕新朝”为由推辞，后在隋文帝的再三征召与友人劝勉下，为避免家族受牵连，才赴长安就职，被授为通直散骑常侍，后改任秘书丞。
入隋后的徐善心，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典籍整理与史学编纂中。隋文帝时期，朝廷正着力构建大一统王朝的文化体系，亟需梳理历代礼仪制度以定新制。徐善心承袭父学，对三代以来的礼典尤为精通，遂受命参与修订《五礼》。他遍历秘书省藏书，比对《周礼》《仪礼》等古经与南北各朝的礼仪沿革，凡遇歧义之处便旁征博引，反复考辨，最终促成《隋礼》的修成，为隋朝礼仪制度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奉诏续修《梁史》与《陈史》，因亲历陈朝兴衰，对陈朝史事的记载尤为详实，其手稿后来成为唐初编纂《南史》《陈书》的重要依据。
隋炀帝即位后，徐善心升任礼部侍郎，愈发受到重用。他曾多次随隋炀帝巡幸各地，每到一处便考索当地历史沿革与民风习俗，辑录成篇上奏，既为朝廷施政提供参考，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地方史资料。不过，隋炀帝后期穷奢极欲，三征高句丽、大修运河，致使民怨沸腾，徐善心虽身处朝堂，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他曾多次上书劝谏，建议炀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虽未被采纳，却也坚守着臣子的直谏本分。
大业十四年（618年），江都之变爆发。当时隋炀帝滞留江都，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率兵闯入宫中弑杀炀帝，随后召集百官，逼迫众人拥戴自己为帝。百官多惧其威势，或伏地称臣，或仓皇逃窜，徐善心却依旧身着朝服，缓步走入朝堂，面对宇文化及的威逼，始终昂首不拜。宇文化及的党羽历数其“抗命之罪”，他厉声回应：“主上虽有失德，然臣子无弑君之理！尔等叛逆弑主，欲逼忠臣附逆，何其谬也！”
宇文化及见他不肯屈服，起初还想以官职诱降，称“公若归我，当不失封爵”，徐善心冷笑作答：“我为隋臣，当尽臣节，岂肯与弑君贼为伍！”宇文化及恼羞成怒，命人将他关押起来。次日，叛军再次逼迫他表态，徐善心依旧痛斥叛军，最终被宇文化及下令处死，时年六十一岁。
徐善心遇害后，其母范氏的举动更显徐家气节——她得知儿子死讯后，不哭反叹：“吾儿为忠而死，是吾家门之荣！”随后从容料理后事，神色自若。唐初平定天下后，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徐善心的忠贞，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节”，并将其事迹载入《隋书·忠义传》。
纵观徐善心一生，承袭父学则典籍传世，身处乱世则气节不屈：在陈亡时守节不辱，入隋后以学识助朝廷定典制，江都之变中以死明志，既延续了徐氏家族“学以载道、忠以立身”的家风，也为动荡的隋末增添了一抹儒家士人的亮色，其治史的严谨与守节的坚贞，均成为后世称颂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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