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那间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政治局会议室，厚重的橡木门紧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室内，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列宁的长期病重，使得这个核心决策圈内的每一次会议，都演变成一场关于未来道路和权力分配的、没有硝烟却异常激烈的战争。此刻，围绕着一份关于“调整新经济政策下农村粮食收购价格”的提案，几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彻底公开化、白热化。
主持会议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试图以一种温和的、程序性的口吻开场：“同志们，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粮食收购价格的问题。去年的收成虽然有所恢复，但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影响仍在，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压力巨大。目前的收购价偏低，影响了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积极性，导致征收困难。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建议，适当提高收购价格，以刺激生产，保证粮食安全。”
他的话音未落，列夫·托洛茨基便猛地站起身，他习惯性地用有力的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声音洪亮而充满激情：“李可夫同志提出的问题，触及了我们当前政策的根本！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出售余粮，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现在，如果还要进一步提高收购价，岂不是进一步鼓励了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苏维埃政权的基石是工人阶级，是工业化！我们应该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去，投入到国防现代化中去！而不是用来讨好那些囤积居奇、试图用粮食卡我们脖子的富农！我坚决反对提高收购价！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征收力度，对那些抗拒交粮的富农和投机分子采取坚决的专政手段！这才是继续革命的道路！”
托洛茨基的发言，旗帜鲜明地代表了“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强调阶级斗争和加速工业化，对新经济政策持批判态度。
“托洛茨基同志！你的观点是危险的，是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立刻反驳，他扶了扶夹鼻眼镜，语气尖锐，“加强征收？专政手段？你说得轻巧！你去过农村吗？你知道现在农民的情绪吗？过度征收已经引发了不满，如果再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强行征粮，只会把广大中农推向我们的对立面，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这将动摇苏维埃政权的根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同志亲自制定的，是为了恢复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退却。适当提高收购价，稳定农民情绪，保障粮食来源，正是为了给工业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这才是真正符合当前形势的、明智的策略！” 季诺维也夫的立场更接近维护新经济政策的“中间派”，但他与加米涅夫结成的“联盟”，其核心目标是为了对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他们眼中的主要威胁。
列夫·加米涅夫紧接着季诺维也夫的话，语气更加沉稳，但同样具有攻击性：“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只看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这个基础。没有面包，工人会饿肚子，军队会失去战斗力，一切工业化蓝图都是空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提高价格，而在于如何提高，提高多少，以及资金从哪里来。这需要周密的计算和平衡，而不是简单地用‘革命’或‘专政’的口号来解决问题。我建议，由计划委员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牵头，组织一个专门的评估小组，详细研究价格调整的幅度和财政承受能力，再提交政治局审议。” 加米涅夫的提议，看似客观务实，实则意在将决策过程复杂化、程序化，从而延缓决策，并在过程中扩大他们“联盟”的影响力。
一直沉默地坐在长桌另一端、快速记录着什么的约瑟夫·斯大林，此时缓缓放下了手中的铅笔。他拿起桌上的烟斗，不紧不慢地填装着烟丝，然后用火柴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让灰色的烟雾在面前缓缓散开。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的目光扫过情绪激动的托洛茨基，又看了看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后落在试图维持秩序的李可夫身上。
“同志们，”斯大林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却有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让激烈的争吵暂时平息了下来，“李可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紧迫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强调了工业化和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则指出了农民问题和稳定性的关键。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然后继续说道：“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长远一些。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列宁同志在新经济政策中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他巧妙地引用了列宁的权威，但赋予了其更符合自己意图的解释。
“那么，具体该怎么办呢？”斯大林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实则暗藏玄机的方案，“首先，我原则上同意，在当前情况下，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是必要的，这是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城市供给的基础。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交换了一个略显满意的眼神，但斯大林接下来的话让他们立刻警惕起来。
“但是，”斯大林强调道，“提高价格不能是无条件的，更不能变成对富农投机行为的奖励。我们必须同时加强农村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要区分对待。对于大多数守法的中农和贫农，我们要保证他们能从提价中得到实惠；但对于那些试图操纵市场、囤积居奇的富农，各级苏维埃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必须加强监督和打击力度。这需要一套精细化的、区别对待的政策，而不是一刀切。”
他这个方案，既部分采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高价格的主张，又融入了托洛茨基强调阶级斗争和专政的要素，看似不偏不倚。
然后，斯大林抛出了最关键的一招：“因此，我建议，这个‘调整农村粮食收购价格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方案，由党中央书记处牵头，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格别乌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共同组成一个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来负责起草。工作委员会要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地方党组织的意见，尽快拿出一个周密可行的方案，再提交政治局最终决定。”
这个提议，表面上是将任务交给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委员会”，体现了集体决策和深入调研。但核心在于“由党中央书记处牵头”——而斯大林，正是党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将主导这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他可以通过书记处控制调研方向、筛选信息、安排人选，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最终方案符合他的政治意图和权力布局。
托洛茨基立刻嗅到了其中的权力意味，他冷哼一声：“书记处牵头？斯大林同志，你是想把经济政策的具体制定也纳入党务系统的管辖范围吗？这不符合党政分工的原则！”
季诺维也夫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斯大林扩大权力的举措，他立刻反驳：“我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部分看法。如此重要的经济政策，理应由人民委员会主导，这是宪法规定的职责！书记处可以参与，但不应该越俎代庖！”
加米涅夫也附和道：“是的，应该由李可夫同志负责的人民委员会来牵头组织更为合适。”
面对联合起来的质疑，斯大林并不慌张，他平静地回应道：“同志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列宁同志无法视事，我们需要的是效率和集中。书记处负责党的组织和协调，由它来牵头，恰恰可以更好地整合党政资源，确保政策制定不偏离党的总路线。这并非越权，而是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如果大家有更好的人选提议，可以提出来讨论。”
会议陷入了僵局。最终，在李可夫的斡旋下，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妥协：成立工作委员会，由党中央书记处和人民委员会“共同负责”，但具体的运作细则和人员组成，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这场关于粮食价格的争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政策本身。它清晰地表明，在列宁病榻之侧，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格局正在剧烈重组。托洛茨基凭借其理论威望和军队影响力，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依靠联盟和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的地方基础，而斯大林则巧妙地运用其把持的党中央书记处这一组织武器，沉稳而坚定地扩张着自己的权力网络。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人事任命、每一项政策动议，都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克里姆林宫内的这场无声较量，将决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航向，其波澜也必将扩散至波兰平原、联合帝国的朝堂，乃至整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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