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衡洲市委组织部二楼会议室。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会议。
桌上摆着厚厚一摞文件，标题赫然写着：
《衡洲市副科级以下干部轮岗计划（试点草案）》
《岗位胜任力评估表模板（内部征求意见稿）》
《干部晋升推荐提报登记样式（组织部通用版）》
这些文件一字排开，标志着衡洲组织系统“基层自主申报+组织结构匹配”的新路径——即将开始试运行。
会议主持人是何江林。
而对面坐着的，是三个老资格副部长和五个核心业务科室负责人。
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
“何部长，我们不是反对改革，”业务二处处长田宗群拿起一份文件，“但这个轮岗计划一旦启动，牵涉面太广，很多基层干部怕是会产生恐慌情绪。”
“是啊，”另一名副部长吴海光接过话头，“尤其年底项目关键期，三四百个岗位一动，基层怎么稳得住？”
“干部自愿申报没问题，但组织部主导评估，一票否决权握在手里，这容易引起干部的不满。”
这些话冠冕堂皇，听上去是在“维护稳定”，但实际上，是在用“流程规避”来封锁改革。
何江林脸色依旧，声音却比往日更冷静：
“你们说得好听，叫情绪稳定。”
“可这两年来，有几个干部在县区升职？有几个村官敢报备转岗？”
“衡洲市的组织系统，从上到下，三年未调结构。说白了，你们不是怕动，是不愿动。”
会场寂静下来。
“今天你们不支持没关系，”他抬起头，“我已经调中央政务数据公开平台交叉备案，全市近五年干部调动情况，将于三日内对内通报——让所有人看看，谁在动，谁在躺。”
一名副部长瞳孔一缩。
这是动真格的。
组织系统里最怕两件事：一个是系统查岗，一个是交叉审查。何江林是两个一起上，硬生生从“协调”直接拔高到“倒查”。
但这只是第一波。
就在当天晚上，衡洲晚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未署名”的评论文章：
《干部稳定压倒一切，制度改革应量力而行》
文中未提人名，但明里暗里，影射“外来干部主导人事系统，不顾地方民情与节奏”。
这篇文章不到一小时内被二十多个自媒体转发，甚至被省内几个财经号引用。
这就是典型的“地方宣传系统造舆论”，先用“稳定”压人，再上纲上线引导压力。
第二天一早，何江林就去了市委宣传部。
他不是去解释，而是直接找部长谈话。
“我听说贵部门最近审查不太严格。”
“何部长，您说笑了，我们一贯——”
“那请问，昨晚那篇文章，是怎么过审的？”
部长脸色骤变：“那是分管副部长审核的，我……”
“你不用解释，”何江林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准备发给省委宣传部的材料，初步拟定‘衡洲干部结构优化与信息引导失控事件’专题反馈。”
“不过如果你能在今天下班前，把所有转载渠道统一清理，并发布一篇‘干部优化调整系组织标准推进、无关个人情绪’的澄清评论，我这份材料可以作废。”
他没等对方回应，起身告辞。
这是政治博弈，不是理论讨论。
而此刻，衡洲市委书记王瑞山也在发难。
上午十点，市委办公厅送来一份“建议函”：
“关于衡洲市委组织部岗位轮岗方案适度推迟、增设协调机制的建议”
落款单位为市委办三位副秘书长联名。
这不是什么协调建议，而是明晃晃地绕过组织系统，逼迫何江林放慢节奏。
同一时间，市委原组织部长、现任政协副主席孙启林在老干部通报会上提出：
“干部是一座城市的根，别为了‘新风’就拔了树根。”
声音不大，但足够引导情绪。
这，就是地方旧派的“软反扑”。
当天傍晚，省委政研室送来电话：
“省委书记赵建国让我们了解一下，衡洲干部轮岗方案，目前推进节奏是否存在不稳定情绪？”
何江林回应很简单：“方案正有序推进，但部分老干部确有表达情绪，我已经安排协调。”
“赵书记让您如有困难，组织部可以请省委督查室协助梳理问题。”
一锤定音。
电话放下，何江林心里很清楚：赵建国是在向地方打个旗号——改革背后，有省委兜着。
晚八点，星城市。
赵斌在市委大院内找到了李一凡。
“书记，赵书记给衡洲放话了。”
李一凡喝着茶：“放了就好。”
赵斌迟疑了一下：“您怎么不亲自插手？”
李一凡看了他一眼，语气不重：
“衡洲，是制度派第一场市级攻坚。”
“我要的是结果，不是靠我能不能把人推上去，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站住。”
“站不住，不配代表我。”
这话不重，却透着森然压迫。
衡洲市委组织部，深夜。
何江林坐在窗前，城市夜色寂静无声。
秘书递来一张纸条：
“黄岩区两位基层干部申请跨区调岗，主动申报表格附带群众工作成果清单。”
他看着那张小小的纸条，良久不语。
然后，缓缓笑了。
他知道，这场局不是博在常委会里，也不是赢在新闻稿中。
真正的力量，在基层干部心里种下的那一点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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