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华看着敞篷车绝尘而去，他呆呆地站在路边，任黄沙落得他满头满脸。我到底是来晚一步，他在心里怨着自己。
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这时他想起同胞大哥曾提醒过他，白天不要走大路。他回头看时未免紧张，眼神里满是惊恐。
“朋友，你是中国人吧？”那人中等身材，讲的是广东普通话。
“是的，同胞。你们这是去哪里啊？”谢建华的嗓子一说话都感觉有血腥味儿。
那男人递给谢建华一瓶矿泉水，谢建华只用眼神感谢了一下，就仰头喝起来。
不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那男人推一把谢建华。
“走吧，兄弟，先上车，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男人不容分说，带谢建华上了他们的解放牌卡车。
车摇晃得厉害，已经听到保险杠过度摩擦的兹钮声。
“这车该保养了，应该是用了低质的柴油。”谢建华念叨了一句。
他看一眼男人，应该不超过五十岁，看上去保养得很高，不显老。还有一丝文静。
“你会开车？看样子也能修车吧？”男人说话很和气，感觉不像在战场。周围的枪林弹雨对他都像是在 放鞭炮。
“还行吧，你们这是去哪里？刚刚那个地方叫什么？对了，你看见前面那辆敞篷车了吗？他们去哪里你知道吗？”谢建华想，这次一定要问明白了。
刚刚喝了一瓶矿泉水，他感觉嗓子舒服多了。
“去刚果金，怎么，前面那辆车上有你的熟人吗？”
浸透煤油味的夜色里，我看见阿米娜把最后一口玉米面饼塞进孩子嘴里。铁丝网的尖刺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她赤脚踩过碎玻璃时没有丝毫停顿，仿佛脚掌早已磨成了铁皮。我攥着指南针的手心沁出汗水，这是这个
四年非洲生活，让我对出行有了种深入骨髓的焦虑。那些在红土公路上奔驰的外国车，大多带着岁月的伤痕：车灯罩用胶带缠着，后视镜只剩一根金属杆，有的车门甚至要用绳子拴着才能关上。每次上路前，我都会绕车三圈，检查轮胎的鼓包和裂纹，拍一拍锈迹斑斑的水箱，生怕它在半路罢工。
一旦引擎发出陌生的轰鸣，心就提到嗓子眼—路边随处可见抛锚的车辆，有的车顶已经塌陷，有的轮胎瘪成了一张纸。手机信号在广袤的草原上时断时续，后备箱里总备着两桶汽油和一捆铁丝，我甚至能想象出自己站在烈日下挥手求救的样子，汗水混着尘土流进眼睛，而远处只有长颈鹿悠闲地啃着金合欢树叶。
直到看到目的地村落里升起炊烟，紧绷的神经才能稍稍放松，但下一次上路，恐惧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那些破旧的外国车，在非洲的红土大地上，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前行。
谢建华观察一下，车上大多是中国人，他觉得自己真走运，遇见的是同胞。他看看男人胸前斜挎着枪，有了安全感。
“还是会用这个更重要，光会开车算不上什么本事。”谢建华说道。
他知道赵凯来的时候就有去刚果金的打算，也许吧，跟上他们走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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