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卡完小，是中心校，还管辖着芒东、岭干，麻溜寨、登腮、放牛场、大地和大寨7所村小。这些小学离班卡完小一般都有二三十里路程。五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中心校开会，风尘仆仆地来了7位老师，廖文刚都一一认识了。
芒东小学的老师叫吴健强，个子高而较瘦，老练而健谈，36岁，是上海人；大地小学有两位老师，一位个子瘦高、轻言细语，叫卞永平，是昆明人，35岁；另一位叫杨正明，瘦高个子，傣族，总是不言不语地听人家说。这位老师，只是高小毕业，汉语说得不太标准，他上课，没有多话说，时间都让给学生读书、写字、抄书、做作业，他获得过全县统考第一。这使廖文刚懂得了，教书，应以学生动手动口为主。
麻溜寨的朱时明，傣族，长得矮壮，满脸的络腮胡子，40来岁，谈笑风生。登腮小学的老师名叫杨正高，也是傣族，30多岁，长得壮实，成天笑盈盈的，他会十几种少数民族语言，说得上是语言专家。放牛场小学的老师名叫杨尚清，50来岁，个子矮胖，教书很有一套，家庭出身地主，对人一团和气，什么事也不会主动发表意见。岭干小学的教师叫段铸明，白族，有40多岁，显得热情而有主见。大寨小学，就是赵文龙老师。
这天到上午11点，村小教师都到齐了，他们一个个都背着一个大包或者背篓之类，手里还提着一个瓶子，好顺便在班卡街上买些米、面、油、盐、香皂、肥皂、煤油之类，因为班卡是方圆三十里内唯一的街子。
村小的8位加上班卡完小的8位，共是16位教师。他们都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听施主任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贯彻县委宣传部校长会议精神。会议室就是完小的办公室，因为房子太老，墙上都斑斑驳驳的。东墙正中贴着毛主席彩色画像，旁边还挂着一架淡黄色的木盒自鸣钟。会议室里本来就有7张办公桌，靠东墙摆着三张，靠西窗前门有两张，后门有两张，各配有一把藤椅或木椅。桌上大多堆有作业本，放着些报纸。椅子，都让给村小的教师坐了，这已经成了定规。班卡完小的教师们，都坐着学生凳子。他们听主任讲话时，都聚精会神、边听边记。这16位老师，只有聂世德、张必双和廖文刚是年轻人，他们脸上显得很平静。而其余的教师，大都在四十上下，个个脸上都显得凝重。
讨论时，教师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生怕成了落后分子。大家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但意思完全一样：毛主席指示非常正确，坚决照办。廖文刚等到第八位发完言，才抢着了发言的机会，他可不喜欢人云亦云，颇好标新立异，他说：“中国这么大，毛主席又隔得那么远，我们学习五七指示，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班卡的实际。学生，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大学生中有工科、理科、文科，学什么，各不相同。我们的小学生，都是农村孩子，农，他们就是小专家；工，班卡，什么工厂都没有。军，我们离军队驻地也不近，所以，识字写字学算术、画画唱歌学点乐器，懂得社会，学会做人的规矩，这就是以学为主。至于学工学农，我以为主要是学习工农的思想品质，热爱劳动，热爱祖国。学军，主要是学军人的三八作风。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廖文刚来自军队，按照好多年来形成的观念，转业军人，是党政要重用的人才，大家都认为讲到了点子上。施主任最后总结时说：“老廖说得有道理。要结合实际，我们这些地方，首先得把科学文化知识学好。至于批判资产阶级，我们按县委的部署办。各位老师都要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揭发教师的问题。学校要统计好数字，写了多少大字报，揭发了哪些问题，每周汇报一次。”
吃了饭，已经下午五点半钟了，村小的老师们才急急起程赶回学校去。他们都给廖文刚说：“老廖，假期头，欢迎来我们乡下耍。”廖文刚说：“谢谢！我一定来！”
班卡完小，经过教师和少先队干部认真讨论，少先队大队部，更名为“班卡完小红小兵大队部”，总辅导员仍由聂世德担任，大队长和委员都没有改变。然后各班发动学生写大字报，学生都不知道写什么，都睁大眼睛问老师：“怎么写呀？”老师们就一再诱导，多数都启而不发，大多数班级就搞成了老师念，同学们听写。因为规定每人必须写一张，学校的所有报纸都由同学们听写成了大字报，贴了个满校园都是。
称得上真正合乎文化大革命意义上的大字报，只有一张。那是一天早晨，在廖文刚宿舍的门上贴着的，只有三十几个字：“廖文刚，你那么对，为什么把帽灰领章拿回来？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被赶出了部队，要老是交待！”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年月日。字写得歪歪扭扭，竟然有三个错别字。这逐渐惊动了全校的师生都来看。杨富兴老师说：“我出去挑水，见禹贵安拿着一张纸进学校来了。”赵文龙说：“给他撕了！”廖文刚说：“不能撕，这是人家的自由。”
后边的篮球场已经修好，这天下午，太阳正明，西斜的阳光给正把篮球桩从院子里往外面搬运的师生们身上涂了一层金粉。篮球板已经拆下来，所有的教师和六年级的大个子男生，是主力军。身材微胖的赵钰负责指挥，师生们都面对面地站在篮球桩的两边。赵老师喊：“把手握牢！”师生们就伸出双手握住面前的部分。赵钰又喊：“起！”师生们把篮球桩抬离了地面两尺多。“走！”师生们就像蚂蚁抬骨头似的，用手抬着慢慢向外移动步子。过了后门，师生们的汗水已经冒到脸上了。赵钰喊：“轻轻放下！”篮球桩便放到了坡上。
他们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把两个篮球架移到了新修的后操场里。到了新操场里，赵文龙、赵钰负责挖坑；聂世德、谌源拿着手钳子，负责上篮球板。栽桩的坑挖好后，篮球板也上好了。他们在顶端拴上两根长绳子，由聂世德、赵钰带领十六个同学负责牵引，赵文龙、廖文刚两位老师也和学生一起拉绳子。其余的师生把球架移到土坑旁后，又缓缓地扶进坑里，向上掀起，拉绳子的，用尽全力使球桩慢慢站直了。施主任和谌源到球场中心看了几回，一会儿喊：“向左偏点”，大家就往左移一点。他们又喊：“向右移点。”大家又向右移，直到他们喊“好，好！就这样”，大家才往坑里放石头、填土。直到吃晚饭时，篮球架才安好，性急的同学们，已经抱出篮球，“乒乒乓乓”地投起篮来了。老师中的球迷们虽已汗流满面还是笑逐颜开地卷进球场里抢球去了。
一天夜里，西边的围墙倒了一段，幸好是向外倒的，并没有伤着学生。下午放学后，施主任领着老师们都带上锄头、砖模到了小黑河边。他们把一块地的泥用锄头挖细，把用刀铡成的一寸把长的谷草，放进土里，然后加上水，光着脚板，在里面踩。廖文刚也脱掉鞋袜，进去和大家一同踩起来。虽说已经到了五月份，脚下还是冰凉的。施主任说：“老廖，以前干过这活路没有？”廖文刚说：“以前只是看大人们干过，叫‘踩草筋泥’拿来糊夹泥笆笆的。”
大家踩了半个钟头，泥和草已经融为一体，比汤元粉还要粘稠时，就把砖模放在平顺的地面，用手把踩好的泥抱起，放入砖模中，再用手四周轻轻按一按，把砖模平稳地提起，地下就出现了一个四面光溜溜的土砖，不过，这里的人不叫它土砖，而是叫“土墼”。等到土墼摆了几十平方米，老师们才到小黑河里洗手洗脚穿鞋。这时风吹山响起了弦子声，放猪牛羊的人们，手里“咯哆咯哆”地摇着葫芦，从风吹山下来，从海别那边过来。牧人多数是儿童，尤其以小女孩居多。也有老人。老人们都和老师们打着招呼。
廖文刚问：“这些小孩，都没有读书吗？”施主任说：“我们班卡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一般都是多子女，都要留一两个孩子在家放猪放牛。”廖文刚说：“应该动员他们，多来上学。”施主任说：“不仅仅是动员的事，现在，没有教师，也没有校舍。”“我们一起修嘛！”“到哪里找老师去？”“班卡除了我们几个，就没有可以当老师的？”谌源说：“怎么没有？就是出身不好。”廖文刚说：“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嘛。”施主任说：“全县都是这样，上头不会批的。”廖文刚说：“上头怎么回事，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老师们都面面相觑，不好回答廖文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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