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矿提出的论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认知度。商业是贱业，非君子所为，吕建是最不认同的。
为此，他曾经和朱由检辩论过。难道朱由检没有将自己的见解，说给这群人听吗？
噢，朱由检当然不能和这群人说，因为，那样就可能使得他和君子们，这些自诩的治国精英们，格格不入。
那好吧，既然你不敢说，不能说，那就由我来，利用这个平台，简单的说说吧。
说句实在话，自己刚刚等于加入东林，就不应该，表现的和东林党的认知格格不入。但没办法，不为这个大明的延续，但必须为自己在朝廷站稳脚跟，混到三品，找到足够的理论基础。
“先生说的商人见利忘义，是贱业，非君子所为之事，在下更不敢苟同。”
黄矿就笑着询问：“那思齐先生又有什么理由呢？”
还好，现在的东林还让人说话，不是后来，崇祯二年之后，你必须没有条件的，听从他们的治国理念，不要说你一个王府长史，即便首辅，即便是皇上都不行的地步。
一个朝堂，一种声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皇帝，这个真正的国家首领执行者，就会被架空。
以后，崇祯这个把大明变成一言堂的始作俑者者，看到了这样的危险之后，却发现，他没有他哥哥那种睿智，培植另一党的能力，也找不到和东林对峙，发出第二个声音的一群，就只能亲自赤膊上阵，直面臣全，和群臣死怼。
后果就是，君臣之间，彻底的离心离德，严重的对立，君视臣为寇仇，臣视君为死敌。东林拿出他们看家的本领，凡是皇上提出来的，必须反对，不管对错；而崇祯认为凡是臣子提出来的，不管对错，他们都是想害朕。
在大明最后风雨飘摇的时候，朱由检独木难支，而臣子却想的是，如何投靠新主子，继续荣华富贵。
在投靠新主子上，所有的大臣，没有心里负担。在他们认为，这个王朝有了这个刻薄寡恩，反复无常，不信任君子，暴虐独断，已经是夏桀纣王翻版的皇帝，早就应该被推翻。
我们不是背叛，我们只是投向了光明。
我没有能力改变大明的命运，但在未来的皇帝面前，我批驳一下这群所谓的君子，先给你朱由检一个提醒，就对的起你了。
这个节点就是，我要揭露这些，所谓君子不成立的理论基础，希望你后来上位，能重用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帮助你治理这个国家，就比如说我吕建。
“想当年，孔圣有贤人72，其中子贡就是商业奇才。孔圣也没有定性子贡是小人，也没有将他逐出儒家之门啊，而且被后世，列为72贤人，真君子之前呢。”
这又让黄矿哑口无言了。他实在没想到，吕建在这里找到了佐证来辩驳自己。
大家都在努力的贬低商人，贬低商人的理论基础，就是孔圣的言论。然而孔圣的门徒贤人中，就有一个商人奇才，而且被尊为儒商之祖。这你怎么说？难道他还不配尊为君子吗？
吕建这是在掘商人重利轻义理论的祖坟啊。我用你的理论驳斥你的理论，用你的矛，对你的盾，看你如何自辩。
这真的没法辩驳，即便以雄辩的六君子活过来，也不能反驳，何况相对中庸，思想不太激烈的黄矿？
“还有一点，我们原先对蒙古人，采取很严厉的经济封锁，限制他们的壮大。结果却造成了他们，每年必须为生存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而扰边抢掠。
诸位都没见到由于经济封锁，而使得蒙古人停止发展，反倒让大明漫长的边境线，每年都被侵略，蒙古人，每年被抢掠走无数物资。无数的汉人百姓，死难在蒙古人的屠刀下。而国家也不得不花费着巨大的财政，来维持那庞大的九十万边军体系。弄得朝廷负担沉重苦不堪言。几近崩溃。
然而，就在今年，朝廷同意了我增开三个商埠，结果现在就出现了，新增加的这三个商埠左近的边界，就再也没有受到蒙古人的侵扰，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努力发展生产。而整个西北防线，蒙古的侵扰，比照往年也下降了三成。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是不言而喻的。还请诸位自己多多思考。”
只有自己思考明白的东西，才是深刻的理解。灌输给你的思想，终究不是你的。
这种有理有据，用事实而不是空洞洞理论，说出来的道理，让明堂里就一片沉默了。
黄矿思考了一阵之后，感觉要是这样延伸辩论下去，自己绝无胜算。因为人家总是用事实来说明他的道理的正确，而自己等人，只是用空泛理论，来辩驳他已经证明正确的事实，这是一种悖论。
更何况自己用来反驳他的思想基础理论，就是圣人的微言大义，结果他就拿出一个子贡的故事，就将自己的理论彻底的摧毁了。
这样的辩论，自己还怎么能有取胜的可能？
于是看了眼吕文学。
吕文学立刻就明白了。微微一笑：“今日请吕先生过来，是几位同好，想要欣赏临摹先生的书法，是要想聆听先生的诗词，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吕建也不想和这些书虫们辩论了，因为那很没意思。弄不好争的面红耳赤，反倒伤害了，这刚刚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
正如黄矿心中担心的，吕建正是希望的那样，自己需要身后有一股政治势力支持自己，才能在未来的朝堂上，站稳脚跟步步高升。最终完成娘的夙愿衣锦还乡，整到王侍郎，让当初抢夺自己家产的那些族人，都乖乖的趴在自己的脚下，将当初对自己母子的伤害，加倍的奉还回来。
有了吕文学打圆场，双方都乐意借这个台阶下台。
然后就有学子抬来了桌子，笔墨纸砚。于是吕健就在这明堂之上，大抄特抄后世的诗词。
直到后来的纳兰每次诗兴大发，准备提笔挥毫的时候，他都沮丧的发现，他刚刚想到的诗词，竟然前辈吕建都已经做过了，如果自己再写，那就是证据确凿的抄袭者了。
而真正让大家拜服于地的，是吕建刻意做的一片赋《病梅馆记》。在大家看来，吕建就是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这个，真正契合了上面的那场辩论，这是一种不带脏字的骂人，然而你还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更佩服他那种俯视的高度。
拿着这片文章，看着远去吕建的背影，黄矿苦笑摇头，对朱由检意味深长的点评：“此子将来，要么是大奸大恶，要么是大忠大义。正如他在大街上，看到魏忠贤那恢弘的仪仗的时候，说的那番话：‘若不九鼎食，便做九鼎烹。’啊。”
“那先生认为，此人该如何驾驭，才能成为大忠大义呢。”
黄矿再次苦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更不知道这天下，最终谁能驾驭得了他。”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黄矿想了再想，最终给朱由检两个字：“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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