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笼罩着巍峨的祁连山。
西北王府，李唐的书房之内，却亮如白昼。柔和明亮的光线从穹顶洒落，均匀地铺满了整个房间，照亮了墙壁上巨大的沙盘，也照亮了书桌后那张年轻而沉静的面庞。
李唐放下手中的一本关于冶金技术革新的报告，端起旁边的茶杯，轻轻啜了一口。
茶是长孙玥从江南寻来的极品紫笋，入口清冽，回甘悠长。
就在这时，他面前光滑如镜的桌面上，一道银色的波纹荡漾开来。紧接着，一个光影构成的立体人像浮现而出，正是远在长安的大唐天子，李纯。
“皇兄。”李唐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脸上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微笑。
“皇弟！”
光影中的李纯显然有些激动，甚至顾不上寒暄，便将今日朝堂之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交锋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从张启明的慷慨陈词，到裴垍的老辣反击，再到他自己最后那番“和稀泥”的收场，事无巨细，一一说来。
“……朕今日是照着皇弟你的剧本演的，只是不知，这效果会如何？”
李纯的脸上带着一丝期待，也有一丝掩饰不住的紧张。
他毕竟年轻，今日在紫宸殿上面对群臣汹汹，尤其是裴垍那几乎要将人吞噬的气场，若非事先与李唐有过周密的计划，他恐怕真的会当场动摇。
听完李纯的叙述，李唐非但没有丝毫紧张，反而发出一阵低沉而愉悦的笑声。
“哈哈哈……好！好一个‘朕乏了’！皇兄，你这出戏，演得是恰到好处，堪称绝妙！”
李纯一愣，有些不解：“绝妙？朕只觉得如坐针毡。那些关陇世家的老狐狸，一个个恨不得生吞了张启明，连带着朕，恐怕也被他们在心里骂了千百遍了。”
“骂就骂吧。”
李唐浑不在意地摆了摆手，“被他们骂，说明我们做对了。皇兄你想，你今日若是在朝堂上力排众议，强行支持张启明，结果会如何？”
李纯想了想，皱眉道：“恐怕会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弹，甚至会有人以死相谏，或是暗中串联，抵制迁都的一切准备事宜，让此事寸步难行。”
“不错。”
李唐点头赞许，“那若是你当场斥责张启明，安抚裴垍等人呢？”
“那……迁都之议便会胎死腹中，再无重提的可能。而且，还会让那些有心为国革新的官员心寒，朕的威信也会大受打击。”
李纯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
李唐的笑容愈发意味深长，呵呵笑道：
“所以，皇兄你今日这番‘高高挂起，轻轻放下’，才是最高明的一招。你既没有给他们明确的反对理由，让他们无法团结一致地将此事彻底扼杀；
也没有给他们明确的支持信号，让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集中攻击的靶子。你只是把这个议题，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所有关陇世家的头顶。”
“他们不知道你下一步会做什么，不知道你手里还有什么牌。这种未知，才是最大的恐惧。从今天起，他们会日夜揣摩你的心思，会反复推测分析你此举究竟是何意图。
他们内部也会因此产生分歧，有人主张强硬对抗，有人主张妥协试探。如此一来，他们那看似坚不可摧的联盟，便会出现裂痕。”
“皇兄，你今日扔下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颗种子。一颗名为‘猜忌’与‘恐惧’的种子。现在，我们只需要给它一点时间，再浇上一点水，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从内部瓦解他们的堡垒。”
经过李唐这番抽丝剥茧的分析，李纯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心中那点不安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运筹帷幄的兴奋。
“皇弟所言极是！朕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浇水’？”
“水，已经备好了。”李唐的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容，他伸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点。
“李龙。”
“主人，我在。”一道毫无感情波动的电子合成音在书房内响起。
“启动‘燎原’计划，第一阶段。”
“指令确认。‘燎原’计划第一阶段，启动。”
光影中的李纯好奇地看着这一幕，虽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神迹”，但每一次，心中依旧充满了震撼。他很想知道，李唐口中的“燎原”计划，究竟是什么。
……
次日清晨，长安城刚刚从沉睡中苏醒。
一份名为《西北新报》的报纸，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长安城内各大坊市的布告栏、酒楼茶肆的桌案上，甚至是一些达官显贵的府邸门前。
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标题——《论国都之兴衰与气运之转移：长安的黄昏与洛阳的黎明》。
文章开篇，并未直接讨论迁都的利弊，而是以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角度，引经据典，从周之丰镐，到秦之咸阳，再到汉唐之长安，详细梳理了历代王朝定都关中的历史脉络。
文章盛赞了关中“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的地理优势，肯定了其在王朝初创时期作为“王业之基”的巨大作用。这番论述，极大地满足了关陇世家们的自豪感，让他们在阅读之初，甚至产生了一种认同感。
然而，笔锋一转，文章开始罗列出一系列冰冷而详实的数据。
“……据户部历年档册统计，自代宗朝至今，关中地区大小旱灾共计三十七次，平均不足两年便有一次。尤以贞元以来，旱情愈发严重，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贞元十九年，京兆府饿殍达三万余人，百姓易子而食，惨绝人寰……”
“……漕运之困，国之巨蠹也。每年自江淮转运至京师之米谷，多达四百万石。然沿途水陆转运，所耗人力物力，十倍于米价。
汴州至陕州，三百里间，需以人挽牛拉，车辙没胫，人牛毙于道者，不计其数。一石米运至长安，其成本已不下于五石。四百万石粮食，耗费的却是两千万石的民脂民膏！此非国之大弊乎？”
文章的数据详尽到令人发指，不仅有官方的统计，甚至还有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条漕运路线上损失了多少船只，累死了多少纤夫的记录。这些数据，许多连户部和度支的官员都未必能一时说得清楚，却被这份报纸清晰地罗列出来，无可辩驳。
紧接着，文章又将目光投向了洛阳。
“……洛阳，古称‘天下之中’。北依邙山，南望伊阙，洛水贯穿其间，更有大运河沟通南北，乃四方辐辏之地。若迁都于此，江淮之粮，河北之赋，可顺流而下，朝发夕至，漕运之费可削减十之八九。每年节省之千万贯，足以编练十万新军，或可使天下灾民，皆得温饱……”
“……或曰，迁都耗费巨大。此言谬矣！洛阳本为东都，宫室、官署、城防皆有旧制，稍加修缮便可沿用，何来靡费之广？昔日隋炀帝营建东都，虽有劳民之嫌，然其功在千秋。若无东都之便利，太宗皇帝如何能迅速平定天下？高宗、武后、玄宗三朝，驻跸洛阳之时日，远多于长安，国势蒸蒸日上，此非明证乎？”
整篇文章，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先扬后抑，以无可辩驳的数据摧毁了“关中天府”的神话，再以鲜明的对比，描绘出迁都洛阳的美好前景。
它完美地避开了与世家利益的直接冲突，而是站在“国计民生”的制高点上，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降维打击。
这篇文章，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长安城的舆论场中轰然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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